白軻:“新時代”的新解讀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497 次 更新時間:2018-08-27 18:26:40

進入專題: 十九大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白軻 (進入專欄)  

  

   摘要:一些極具影響力的中國理論家們已經開始分析十九大在理論和政策層面的巨大飛躍。其中,最卓越的學者當屬享有國際盛譽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強世功教授。2018年1月,強教授在《開放時代》上發表了《"哲學與歷史—從黨的十九大報告解讀“習近平時代”》一文。該文目的是要抓住“新時代”思想的內涵,發展新時代思想的基本理論,以及探索這一理論對中國政治哲學、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發展及中國國家治理的影響。本文是我對強教授文章的一些思考。

  

  

作者:白軻(Larry Catá Backer),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W.Richard and Mary Eshelman學者,法學院教授、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譯者:戴苗強

  

   中國共產黨十九大毫無疑問應當是西方研究的重點。宣告“新時代”來臨的這次大會對并不是一個純粹意識形態的盛會,相反,它是對中國共產黨基本路線的重大發展和作為中國政治經濟之根本的政治理論發展方向的一次十分透明而又具體的闡釋。這些變化也反映在了法律上,特別是憲法和黨章的修改中新增的一些重要內容。不過這些都只是冰山的一角,不僅是在立法層面如此,在中國國家治理的形式、實踐、方式、和目標上都是如此[3]。

  

   這些變化也反映在了當前中國精英知識分子階層的思想中。一位資深中國共產黨理論家(曲青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在香港的一次講座中告訴在場百余位當地的立法代表和顧問們,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連續執政70余年,就是因為其不斷從走的彎路中吸取經驗,與時俱進。[4]

  

   兩位不愿具名的人士稱曲青山分析了共產主義在俄羅斯失敗、蘇聯解體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做到長期執政的原因。“蘇聯共產黨一個問題在于他們缺乏承接列寧和斯大林之后的新的意識形態和理論。不過中國共產黨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環境的變化,發展出了其自己的意識形態”,其中一位人士如此引用曲青山的話說道。每一個中國領導人都針對其所在的時代發展了自己的理論,曲青山說道,從鄧小平理論,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到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再到當下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下基礎的習近平思想。[5]

  

   的確,許多有影響力的中國理論家已經開始思考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為理論和政策帶來的巨大飛躍。其中最為卓越的當屬享有國際盛譽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強世功教授。盡管在國內外引起了一些爭議,強教授有關憲法的研究是十分有名的。不過不管其觀點如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強教授是在為當下的歷史時期把脈,是在以非凡的洞察力關注中國正在發生的變革之本質和軌跡。

  

   2018年1月,強世功教授在《開放時代》上發表了《哲學與歷史—從黨的十九大報告解讀“習近平時代”》一文。該文目的是要抓住“新時代”思想的內涵,發展新時代思想的基本理論,以及探索這一理論對中國政治哲學、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發展及中國國家治理的影響。這一文章已經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中國的故事(The China Story)項目翻譯為英文[6]。本文是我對強教授文章的一些思考,如下。

  

   一、在歷史、意識形態和先鋒中定位解讀

  

   在強教授的文章中,他試圖從“哲學和歷史”的內在關聯來解讀“習近平時代”在黨史、共和國史、中華文明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人類文明史上的意義。強教授認為習近平時代面臨的重大任務是建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上層建筑,既要建構理順黨和國家關系的新憲制安排,又要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7]

  

   本文在西方引起的反應十分耐人尋味,其中少有積極評價。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研究學者郭丹青教授(Professor Donald Clarke)最近評論道:

  

   強教授是研究習近平思想(原文為Xi’ism)的領軍人物之一,或許甚至沒有“之一”。他從本質上宣告了社會主義,這一為黨的獨裁統治披上合法外衣的概念,除了其要應當要證明合法的獨裁之外沒有其他任何內容。[8]

  

   郭丹青教授是對的嗎?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細細思考強世功教授論點的微妙之處,即從積極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這一角度提出的論證。[9]

  

   強教授首先將其分析置于一個本身作為漸進式歷史前提的框架內,這一前提即指人類歷史總體進程和這些進程的穩定時期(即不穩定時期之間的時段)可以被理解為“時代”。對于中國來說,強教授把十九大看作一塊里程碑,鐫刻著碑文以供后人憑吊。這一里程碑將為當下中國“新時代” 的系統化組織打下三個方面的基礎:(1)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2)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3)對“新時代”對內和對外工作中的個人領導作為“核心”的重新確立。

  

   若十九大是“新時代”得以揭幕為當前形式的舞臺,是這一社會文化運動的正式宣告,那么習近平在十九大上的報告就是其核心文件。因此,習近平在本次黨代會上的報告是新時代凝聚人心的核心文本,更進一步說,這一報告甚至可以被看作是黨在未來三十年如何回應其歷史天命的政治表達[10]。在之后的分析中,強教授對其相互連接的二元關系的建構——核心與中心,習近平與黨,黨和國家,中國和世界——則成為了中心要素。這是理解強教授對于如何調和作為列寧主義中心前提的集體和黨及領導人在列寧主義原則中的單一領導權二者的觀點[11]。這一浩大工程是否能夠完成其使命,我們還有待觀察,不過明了的是,強教授的研究是在細化其理論而非監督馬克思主義者們對信仰的執行。

  

   在“新時代”的不同歷史使命間找到聯系后,強世功把目光重新放在黨本身上[12]。他把這一深刻的歷史運動與中國共產黨在十九大上凝聚的集體共識連接在一起,這個共識的凝聚是嵌入在習近平在十九大上的報告這一關鍵文件之中的。中國共產黨被形容為是馬克思主義理想在列寧主義承載下的體現。黨是一系列二元關系得以調和的組織,并且調和后的這一系列二元關系可以被轉化為推動適應歷史環境和時代的社會進步的力量。盡管這些二元關系的表現和在意識形態層級中的位置不斷隨著歷史時代變化而變化,它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中仍是廣為人知的。它們在先鋒政黨內圍繞作為馬克思主義目標的列寧主義理想而被組織起來,黨也因此成為“一個高度世俗化、理性化和組織化的政治行動組織”[13]。這些二元關系包括“哲學真理和歷史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政治生活的具體歷史現實。列寧主義先鋒政黨中的二元關系(論述上的變化)在中國特色的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及其群眾路線長久的調和過程中使得矛盾得以解決,這一過程實際上是“理論指導實踐進而在實踐中檢驗理論的過程,也是從實踐出發對理論進行總結、提升和創新的過程”[14]。的確,強教授在其文章中也贊同群眾路線的方向和這一二元關系[15]。

  

   這一論述上的變化——那些構成核心與集體、先鋒隊和群眾、中國和世界間對話的二元關系調和——既嘗試定義了中國特色的列寧主義實踐體系,又解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不可避免的進程[16]。不過可能馬克思主義本身的中國化并沒有達到那么深刻的程度,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才是強教授所指出的這一討論的中心。的確,只有在列寧主義(和對通往馬克思主義最終目標的道路的理解)內生其中的理念變化中,我們才可能更好地為分析習近平十九大報告和該報告對中國特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漸進發展的價值構建框架。問題的焦點在于列寧主義——即集體論述,先鋒與群眾的論述,以及中國與世界的論述更多地指向馬克思主義實踐體系的演變而非源起作為勞動力哲學的馬克思主義核心的轉變。強教授把這一演變(無論我們如何判斷其特征)聯系到當下無人不知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進程上來,該進程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由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明確,并由黨章中其他后續章節加以細化。

  

   強教授因此為我們提供了一套用以理解動態的中國列寧主義自身演變的強大理論框架。這一理念在西方行將就木,不過似乎在許多中國人中也是如此。列寧主義的概念作為一種認識到自我的實踐體系能夠采取自我修正的措施,同樣的,也能夠讓自己與時俱進。這一特點使得亞洲的列寧主義與歐洲列寧主義區分開來了(令人悲傷的是后者,即蘇聯,崩潰了)。這也幫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實踐體系從其實踐目標中超然出來(即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原則和只要仍然執政并仍有合法性,中國共產黨和列寧主義就必須信仰的馬克思主義終極目標)。這一根本二元關系曾經十分適合中國——特別是作為中國共產黨制度的籠子內紀律檢查框架和即使是強大的個人也無法背離的一套根本前提。制度的籠子在十九大上是中國共產黨深刻討論的重點。正是在這一籠子之內,習近平在十九大上的報告才開始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實踐體系意識形態結構。

  

   不過,強教授有著更遠大的理想。他想要把二元關系(形成中國共產黨工作作風并構建起約束其自身運作籠子的矛盾和論述)的動態集合體聯系到列寧主義之前的中國歷史中去。“這種理論聯系實際的傳統實際上就是“軸心時代”孔子所創立的中國哲學傳統”[17]。其目標,可能是幫助西方人了解“西方人之所以難以理解中國共產黨的各種理論表述”[18]。其結果就是對文化的忽視。倘若這一影響僅用于支撐這樣一種觀點,即上述忽視不能得到解決,那可是太令人遺憾了。這樣的觀點可以由中國學者在近幾個世紀以來與西方思潮的交流上并無巨大問題這一事實所證偽,并且十分成功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吸收了在與西方交流中收獲的知識并用之適應了時代的發展。的確,這種跨文化理解也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基本要素,這一判斷可能也是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根本理念之一[19]。

  

   此外,作為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的儒家思想結構中心也創造了一個值得更深刻思考的矛盾——即一個本質上封建的參考框架和以打破封建桎梏和在實踐中增強封建主義的文化包袱為目標的框架之間的矛盾——強教授清楚提出了這一論點并為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做出了辯護。可能更重要的是,上述思想(儒家思想傳統和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中國道路與世界其他國家間樹立起了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墻。考慮到中國在全球的參與,這一現象可能造成的結果可能會是令人遺憾的。中國論述與其列寧主義先鋒主義的當代表現間的歷史文化鏈接越重要,這種演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一種塑造治理思路的全球力量的價值就會越低。但在中國尋求構建政治、經濟、文化、商業等全方位的二十一世紀“絲綢之路”的時代背景下,一個僅僅根植于自身的理論是否有用還尚不清晰。

  

   二、新時代在政治時間中的歷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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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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