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軻:測度、評估和獎勵:中國和西方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挑戰?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40 次 更新時間:2018-08-30 15:19:04

進入專題: 社會信用體系  

白軻 (進入專欄)  

  

   譯者:戴苗強[2]

  

   I:導論

  

   多年以前,當那些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在關注時事風云之時,我注意到西方自由民主世界對治理的模式及目標有了新的解讀和發展。

  

   “如今監視的性質已經發生改變,即監視已經從治理的一部分轉變為了治理的基礎。監視既是政府的制度同時也是“治理術”(一種自我定義的概念,即囚徒成為自己的看守者)。由此,監視成為了一種新的管理機制,而法律則為其服務。國家,作為傳統意義上的最高政治秩序或國際體系下各種權力的集合,如今開始充當(不是成為)各種技術監管力量的交匯點,服務于全新治理機制的發展。因此,我們認為傳統意義上的國家正在消亡,而新的跨國政治秩序正在崛起。換言之,也就是公與私的界限正在消亡,或者說非政府領域的自我治理體系正在形成。”[3]

  

   我認為這些新的發展將使得國家和法律的關系,以及法在國家治理中的特征和角色發生重大的變化。此外,這些發展似乎也預示著一個新的未曾檢驗過的領域,即治理結構將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融合公共權威機關和私有機構。有一種觀點認為政府以及私人機構已經開始越發關注管理者利用大數據和計算機算法來開發精密獎懲系統以引導恰當的社會行為的能力。這一建立在大數據-算法-結論模式之上的治理體系將進一步發展新的法律和相應的公共政策。不過越發清楚的是法治正向以大數據為基礎的體系發展,這一體系的執行依靠于個人和企業合規實踐的發展,而整個體系的監管者則根據公共利益行使有限的決策權。

  

   最初人們把這一新趨勢視為和生產力發展法則不相關的產物。可是這一趨勢不是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自70年代西方政治哲學精英努力的目標。表面上看這些努力的價值不過在于體現時代的獨特性而非學術圈關注于某一學術思潮運動中特定的具體價值觀。不過這一切都突然發生了變化。變化由中國的變革而觸發,并由于《國務院關于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的發布而躍升到國際政治理論和實踐的高度。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整合了傳統國家司法行政制度下的監督機制,透明化機制以及合規制度,這似乎體現了近十年來最新穎的舉措。

  

   社會信用可以按照兩個層次來理解。第一,社會信用是指中國政府建立一套全面的法律規章制度,名為社會信用。第二,社會信用一般指代新型的治理模式,即融合法律和政府,公權力和私權利以形成新舉措改變傳統的法律、政府、社會治理結構。在兩種層次下的社會信用制度的結構是相似的。兩個層次都要求通過相應的數據反饋來評估和丈量監管客體。新的舉措則利用了算法來產生評估等級以評價監管客體的行為,并依據評估等級輸出獎懲結論。

  

   治理術(公權力和私權利的管理權),群眾(管理的對象和基礎)以及大數據(定義群眾的范圍以管理群眾)三者之間的關系是21世紀的透明化制度的核心問題。社會信用制度體現了法學發展的新領域以及對法律在社會經濟結構中地位的否定。一方面,人們也許會期待社會信用制度將替代法律,而法律則將自我消融。法律的組成機體將在法律組織消融后顯現。即法的原則被數據替代,法的規則被統計替代。未來,法將終結,律師將失去存在意義,因為新的治理制度下技術人員掌握了一切。另一方面,社會信用的成功需要在大數據和信息時代下開展法律的創新。即社會將更加需要具體社會和政治情景下的行為規范。不過這些規范需要建立在重新發展的原則,習慣以及治理方式之上。為了理解社會信用,人們必須理解人與人之間的法律政治關系處于不斷的發展,人與社會與國家的關系也會不斷發展。

  

   本文的寫作主要出于兩個目的。首先是審視社會信用制度,評級以及標準制度實施中面臨的挑戰。為此,本文第二部分首先思考區分社會信用制度作為一種技術手段和作為一種新的意識理論。在這一部分中,社會信用被看做大數據管理的一部分并具有深遠的社會規范效用。從在此部分,本文將討論這些問題:第一   ,社會信用是信息學理論的一部分;第二,社會信用是一種控制和管理系統;第三社會信用是一種治理機制。如今,法(包括軟法)的創新與發展都離不開社會信用。政府結構及其社會及政治領導力將對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本文第三部分將討論西方社會發展社會信用面臨的挑戰。這部分首先探討了西方社會信用體系所處的大環境和實踐中的操作。其所處的大環境主要是在私有領域,而實踐操作則主要通過行為管理的市場機制來實現。在這之后,這部分還討論了社會信用在西方如何被用作一種治理的技術和如何將國際標準應用到國內行為之上。在結論中,本文指出社會信用代表了一種新形式的治理,而這種治理只能通過大數據管理的正確應用才能實現。中國政府利用大數據管理的意愿將在地方、省市、國家等層面全面地塑造社會信用以什么形式、在什么范圍和朝什么方向應用到治理中去。

  

   II: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的現實性挑戰:由大數據管理來指導社會信用

  

   中國的社會信用建設起步于本世紀初。其進程在初期進展緩慢但近年來突飛猛進。中國已經更公開地尋求新的方法用以管理生產力的全面發展,這不僅包括經濟層面,也包括社會、文化和政治等層面。社會信用體系的機制設計是以評級為中心的。也就是說,作為法律規章控制(基于這樣一種中心思想:國家的目標是明確什么是應該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的替代,社會信用這一概念將圍繞合規進行構建。一個人如何遵紀守法將變得和遵紀守法本身一樣重要。也正是這樣,社會信用才可能通過其評級和獎勵機制進一步發展法律本身的巨大潛力。

  

   社會信用概念是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協調頂層設計的成果。其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全國范圍的個人聲譽系統,通過對有關國民的數據進行量化評估,以此給每個國民設定一個相應的社會信用指數。社會信用主要關注四個領域: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社會信用這個詞匯實際上掩蓋了社會信用體系的總體特征。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真實也就意味著完整和值得信賴。社會信用體系圍繞合規進行構建的主要目標,也就是人們遵守法律和社會義務的方式會和人們遵守上述二者這一事實同樣重要。這是從古老的法律法規形式基礎上向前邁出的影響深遠的一步。在傳統的法律法規形式下,對規定最低限度的遵守就足以應付法律的規制,但社會信用體系卻是基于其在義務或者責任精神假設下的影響來判斷合規與否的。

  

   不過社會信用也面臨著挑戰,這不是僅對中國而言,而是作為一個一般命題內生于這種治理模式之中的。這些挑戰在建設以評級和獎勵為特征的社會信用體系過程中是無法避免的。機構通過采集目標數據生成評級,然后應用到專有算法,最后與激勵和懲罰形式的結果相協調對應這一進程的機制化來實現評級和獎勵的功能。這些挑戰有著實用的特征并且能夠分為以下幾類。第一類是系統構建中的挑戰,包括系統建設中的誠信問題和數據鑒別、采集中的誠信問題。第二類跟管理有關,包括跨越廣闊政府領域的一致性問題,與私有社會信用分支的整合問題,以及系統運行中的行政濫權問題。第三類是政治問題。這些問題需要我們把注意力放在合理的政治領導,對黨的基本方針的擁護,和與同樣影響中國企業海外經營的海外政治和體系標準的融合之上。第四類是一些技術性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數據收集,數據保存和數據完整。最后一類是理解上的挑戰,包括評級算法構建和應用中的誠信問題,如何從數據本身構建意義,以及在社會信用體系之中保證誠信的終極難題。

  

   這個部分從以下形式考察了這些問題:首先是社會信用作為規范和技術系統所面臨的挑戰,第二是社會信用作為信息學議題所面臨的現實性挑戰,第三是控制上的挑戰,第四是社會信用作為治理系統的挑戰。

  

   A.作為規范和技術的社會信用

  

   所有的社會信用體系,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像西方那樣的評級系統,都有著一系列規范性的要素。也就是說,盡管評級系統是用來估量來自其他地方的規范和價值,但它們自己也都構建規范和價值。從更普遍的意義上來講,作為社會信用或評級系統核心的合規功能既是一種監視的功能,也是一種知道自己被監視的功能。這可以從兩個完全不同的視角來理解。

  

   首先是實質性的視角。(信用評級系統中的)測量值是我們所度量的對象,也是價值觀的體現。此外,盡管與基本的規范性假設一致,以監視和評估為基礎的系統運作也會在應用規范的同時發展這些規范。第二個是內生于執行過程中的規范性要素。這可能對傳統意義上只是作為服務于政治或者價值觀目標工具的執行過程沒有太大幫助。相反,精密的社會信用或者評級系統不再假定監視是對壞行為的被動回應而轉為采用一種主動原則。監視(即為以數據為基礎的行為評估)是任何規范性系統的基本構成要素,其規范性特征假定法律并不是自我實施的(Self-enforcing)。

  

   “受制于法律的任何客體都被要求遵守法律。除非有與此相反的證據,否則他們不再被假定應該這樣做。這種強迫不來自于被人端著槍指著或者是國家合法權威。相反,這種強迫來自于監視,也就是持續進行監視的系統和被監視者意識到自己正時時刻刻被監視著,這二者共同促成一種與監視的規則緊密對應的特定行為模式。”[4]

  

   評級或社會信用體系的實施從本質上改變了國家和其用于保障社會和諧,促進公共福利進步的體制之間的關系。監視與個人之間從控制到服從的關系性質變化也將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的性質從被動轉變為主動。要更好地理解上述觀點,我們需要引入如下語境:社會的“忠誠責任” (為了組織而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行事)崛起于各個層面上的社會秩序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腐敗的關注。因此,社會信用和評級體系使社會的基本組織產生了強烈的規范性變化,這樣的變化需要(社會的)積極參與,而非被動地服從書面法律規章。

  

   B.信息學理論框架下的社會信用

  

   社會信用或評級系統是建立在數據上的。沒有數據,就不可能有用以解釋人或組織行為的算法,也不可能用算法來判斷數據或開發有效的基于評級估算值的結果分析系統。但是數據本身也是非常有問題的--它也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有關數據的挑戰可以分為幾個部分。

  

   首先是基本問題,數據識別。什么是原始信息?什么是判斷或結論?這個問題的一個簡單的例子是“種族”:這是原始數據還是一個判斷?這些問題不僅僅是技術性的,它們需要應用核心的文化、政治和規范性假設來區分原始事實(數據)和數據推論。例如,如果根據其中的開花植物的數量對花園進行評估,我們可能需要區分園藝花和雜草。數據和數據推論之間的區分不是事實上的(兩種植物花)的區分,而是在文化層面的決策中以它們可能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的方式來進行區分。

  

第二是數據選擇的問題。人們可以收集一切信息,但并不是所有信息都對評估和評級有用。對于相關和不相關數據的區分已經成為了一個涉及社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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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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