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軻:論中國“新時代”的國際化

——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決議《促進人權領域的互利合作》(A/HRC/37/L.36)的簡要想法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00 次 更新時間:2018-09-11 17:03:45

進入專題: 國際法  

白軻 (進入專欄)  

  

   譯者:戴苗強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決議很少得到廣泛報道。有時,這些決議是這個多邊組織中各派系在不斷爭奪影響力的斗爭中闡明立場的工具,同時也是對國際體系的一種“互利互惠”的管理---此處的“互利互惠”應當被理解為國際體系中的領導國有能力湊足票數并表決通過的那種“互利互惠”。然而在主權國家的互動范圍之外,公民社會和普羅大眾則必須承受由這些主權國家玩家們所做的表決游戲的后果,因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這些決議往往是一些已經形成的信念或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一些特定偏好的表現,或者是那些推動這些決議的國家意圖的實現。

  

   多數情況下,上述情景是真實的,盡管在爭奪國際話語權的過程中,這些決議對理解權力在各國家派系間的流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最終,這種話語權將轉化為國際社會中的法律或規范并實施在其他國家身上或者是在雙邊關系的處理中引以為借口。

  

   所以當新的選手加入到這一賽場中時,我們有必要停下來在這已經十分復雜的語境中好好思考下這位選手所帶來的新特征、動力和其目標。這樣說來,由中國倡議的聯合國人權決議《促進人權領域的互利合作》(A/HRC/37/L.36;2018年3月19日)反映了其舉足輕重的全新視角,這是很值得我們細細推敲的。這一決議在戰后的主導國家和媒體中褒貶參半,不過這些回應都毫無例外地忽視了該決議中的核心元素。中國的國際主義現在已經開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不過要想理解這一國際主義的本質---和其所暗示的全新的“第四共產國際”---我們需要對中國共產主義的“新時代”的發展和重心有更深入的理解。這一思想為全新的實務性話語國家化的“社會主義人權”,即“互利合作”,注入了重大的意義。

  

   這一文章主要闡述了對聯合國人權決議《促進人權領域的互利合作》(A/HRC/37/L.36;2018年3月19日)的一些簡短看法,同時也附上該決議全文、對決議通過過程的官方總結和一篇廣為流傳的路透社對此決議的報道(Stephanie Nebehay, "U.S. and China clash at U.N. rights forum on Beijing text," Reuters 23 March 2018)。

  

   乍一看,A/HRC/37/L.36決議就算以人權理事會實踐的低標準來看,也是是無傷大雅的。該決議以常見的對核心人權宣言的重申開頭,之后回顧了“所有有關的人權條約”(無所謂都有哪些條約---另外,這一表述還可以引用到不同的雞尾酒式的混合法律,這取決于國家接受并且將這些條約嵌入國內法律的意愿)。該條約也重申了人權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必須以“公正和平等方式,在同樣的基礎上,以同樣的重視程度,對待所有人權”,一切人權都源于人與生俱來的尊嚴和價值,即人還是整個人權計劃的中心主體。人也擁有擁有人權的同時,也“應積極參與這些權利和自由的實現”,而這些權利和自由正是那些有權確定的人所“賦予”的。

  

   在這之后,文本就展開了轉折。決議回顧了之前《在人權領域的國際合作》的決議并重申(盡管就算在此類文本中普遍的寬松原則,此處文本也顯得有些冗長)人權理事會工作的普遍、公正、客觀和非選擇性將在“建設性的國際對話和合作”的指導下進行。因此,該決議的關鍵部分承認了“在日益互聯的世界,互利合作在促進和保護一切人權方面對所有相關利益悠關方都具有重要作用”。

  

   從這一決議開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人權的發展和構建開始擁抱“互利合作”的原則。首先就是要把互利合作原則緊密聯系到“能力建設與技術合作”上去,即法律和規范的人權。該決議以一個非常具體和碎片化的方式重申了(細讀以下段落):“與相關國家協商并征得其同意后提供的技術合作和能力建設對促進人權領域互利合作的重要性”。 第二是將人權緊密聯系到“增強各國履行人權義務的能力以造福所有人”。“造福所有人”這一概念語焉不詳且尚未定義,不過該詞可以意味著從將全力外放,賦權國家去保護人權,也可以意味著形成一個基于全球福利的內部人權機構以實現“造福所有人”。第三點是將大數據管理的管理技術轉化為具有國家特色的人權事業,即“在客觀可靠的資料及互動對話基礎上建立合作機制”。第四點,在“互利合作”的最后階段,服務于更抽象的人權原則的首要的目標是對話和促進國際關系。人權領域的對話將在“宗教、文化和文明”之間進行,在一個嚴重傾向于國家主權和人權的個人所有的文件中,這是一個奇怪的組合。國際關系則通過“建立一個全人類享有共同未來、人人享有人權的社會”來彌補這其中的空隙。

  

   正是在這個關鍵的意識形態基礎上,該決議通過五次簡短人權執行指導對人權事業的實質內容進行了闡述,這些闡述既明確又含混不清。

  

   1. 吁請所有國家奉行多邊主義并共同促進人權領域的互利合作,鼓勵其他利益攸關方,包括國際和區域組織及非政府組織,為這項事業作出積極貢獻;

  

   2. 重申技術援助與能力建設對促進和保護人權的重要作用,呼吁各國應相關國家的請求并按其確定的優先事項,借助互利合作加強人權技術援助與能力建設,并在這方面歡迎北南、南南及三角合作;

  

   3. 強調普遍定期審議是一項建立在合作和建設性對話基礎上的重要機制,目的包括改善實地人權狀況和推動各國履行其人權義務和承諾,呼吁所有國家和利益攸關方建設性地參與其中;

  

   4. 請聯合國有關人權機制及程序繼續重視互利合作對于促進和保護所有人權的重要性;

  

   5. 請人權理事會咨詢委員會研究技術援助與能力建設對于在促進和保護人權過程中培養互利合作的作用,并就此向人權理事會第四十三屆會議提交報告。

  

   淺看之下,這一決議似乎并不引起什么爭議,但這次決議的本質,即把國家間“互利合作”的概念嵌入到國際人權規范和實踐的核心,激起了西方國家及其盟友們的強烈抵觸。此外,前蘇聯地區的國家以及數個曾經在西方大國庇護下主導“第三世界”的國家也表達了幾乎同樣激烈地反對。品讀這這份決議讓人不禁涌起一股對舊時光的記憶,讓老人們紛紛想起上世紀70年代那些景象與情緒(Action on Resolution on Promot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Human Rights關于在人權領域促進互利合作的決議的行動)。

  

   不過多數投棄權票的國家,或投了反對票的美國,認為“互利合作”這一新概念的核心和技術援助、能力建設與人權的相同性是(或可能是)國際人權話語體系敘事的重大轉變。諷刺的是,他們似乎并不理解他們所反對的“互利合作”這一關鍵術語的來源和重要性。盡管大部分贊同與否的討論都聚焦于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對國際人權討論的反身敘事結構中對決議的解讀和后果上,該決議最重要的要素是其嘗試成功地、激進地改變了人權敘事的基礎,即從二戰后打造一個去納粹、去軍事化的世界的愿景轉變為在負有責任促進公共以及個人利益的力量領導下,通過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社會進步的社會主義愿景,

  

   想要從中國的視角理解“互利合作”概念的含義,我們有必要細致地考慮該概念在習近平新時代政策綱領中的發展以及這些綱領是如何轉化為中國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的(這毫無疑問是與國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標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些在最近幾年中都表現出一種毛澤東提出的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基礎的發展與細化,即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領土與主權完整。這些原則經過擴展與細化之后現在正融入進A/HRC/37/L.36人權決議之中去。

  

   習近平最早提到“互利合作”理念是在2013年3月27日,在南非德班舉辦的第五屆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演講(習近平,“攜手合作 共同發展”,收錄于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355-359,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幻,我們都要始終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要和平不要戰爭,要合作不要對抗,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別國合理關切。。。我們都要始終堅持平等民主、兼容并蓄,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Ibid,p.356)

  

   互利合作的兩大要素是:(1)“一國的事情由本國人民做主”和(2)“國際上的事情由各國商量著辦”(Ibid)。這些理念也很好地嵌入進了在這次通過的聯合國人權決議中。此外,互利合作也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原則緊密相連,即經濟發展和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因此互利合作的原則與能力建設和技術援助之間也就緊密相連了起來。同時也將發展與合作聯系了起來(“。。。金磚國家發展不能獨善其身,必須在謀求本國發展的同時促進各國共同發展”(ibid))。所有這些也都毫無疑問與中國發展的中心焦點聯系在一起(Ibid., 358-359)。“(我們的)這一發展是合作的發展,我們將堅持共同發展的理念,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開展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技術合作,通過合作促進自身發展和各國共同發展。”(Ibid., 358).

  

   合作的主題在習近平2013年4月7日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的主旨演講中再次被提及。(習近平,“共同創造亞洲和世界的美好未來”,收錄于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pp.360-367,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合作是基于可持續性的一個動態概念,不過是帶有中國特色的。其表達有四個重點。其一是勇于變革創新,以為促進共同發展提供動力(Ibid., 362);其二是維護和平,保障共同發展(Ibid., 363);其三是著力推進合作,為促進共同發展提供有效途徑(Ibid., 363-364);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自身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Ibid., 363)

  

   其四是堅持開放包容,為促進共同發展提供廣闊空間(Ibid., 364)。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我們應該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消除疑慮和隔閡,把世界多樣性和各國差異性轉化為發展活力和動力(Ibid.)。

  

   這個觀點的基礎是出于自我利益的雙邊共同性而非一個普世的價值:“中國發展離不開亞洲和世界,亞洲和世界繁榮穩定也需要中國。”(Ibid., 364)。此處所表現的思想即是互利合作的基礎---即相互依賴和發展,最終人權也會通過上述二者得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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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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