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軻:在聯合國首屆人權、民主與法治論壇上的演講

——對“擴大民主空間:青年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為”主題的一些看法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69 次 更新時間:2018-09-11 17:05:21

進入專題: 公共決策   聯合國  

白軻 (進入專欄)  

  

   尊敬的Nathalie Prouvez,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邀請專家學者和非政府組織參加首屆“人權、民主與法治論壇”,其主題是“擴大民主空間:青年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為”。本屆論壇是根據第28/14號決議(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HRC/RES/28/14 (9 April 2015))而設定的。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歡迎專家學者和非政府組織在相關話題上表達各自的觀點。

  

   我非常榮幸能夠針對本次主題提出我的個人觀點。我清楚這篇評論將會被刊登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和人權、民主與法治論壇的網站上。我和我代表的組織無法親身參與本次論壇,對此我深表遺憾。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民主在聯合國框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其更多的被至于一系列重大項目中。在第19/36號決議 (A/HRC/RES/19/36; 19April 2012)中,(1)民主,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2)民主是人民自由表達意愿,是國家組成的基礎,決定自身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制度;(3)國家有主要責任(與義務)來保護民意和民意表達;(4)該義務是國家的基本責任意涵,用以確保國家的發展和良治;(5)國際組織在民主·人權·法治的框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6)這三個相互依存的概念有助于消除歧視。我們建議現有的人權理事會成員國們能夠鼓勵更多的國家參與到社會民主的建設中。在民主社會中,每個人都有機會決定自己的命運,雖然這對于國家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是個不小的挑戰。非常重要的一點,第 28/14號和第19/36號決議都強調了基本有序原則——雖然民主政體有一些共同特征,但并不存在一種單一排他的民主模式,而且民主不屬于任何特定人群或地區。需注意的是,在涵蓋民主、人權和法治 概念的討論中,它們是三個相互重疊卻有時矛盾的概念,并且討論時需尊重各國主權和自決權。

  

   但是,民主的共同特點是值得我們進行深度思考的。第一點,《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的基本原則存在一定沖突——因此我們應強調避免一刀切的民主體制,尊重各國主權,允許其發展適合自身情況的民主模式。第二點,民主的核心似乎是在真實、定期的選舉中體現的,這種民主表達形式被普遍認為是民主的傳統表現核心。第三點,允許表達的不滿或愿望的行政機制是必須的。第四點,良治的基本要素要是民主、法治和人權三個相互聯系的概念的中心,包括透明度和問責制。第五點,決議強調行使監督和問責責任的政治對立性、公民社會和獨立的媒體 。第六點,盡管人權捍衛者的作用是公認的,但是其活動方式不是特定的。政府間組織有責任鼓勵學習之前提過的三個相互聯系的概念,以及基本公民的概念,尤其對于學校和大學而言。

  

   只有在這個大的框架下,我們在第一屆人權、民主與法治論壇——“擴大民主范圍:青年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為”中的討論才有意義。我將會為大會建議兩個明確的領域進行必要的討論,以有效地回應第28/14號決議的要求 。第一涉及有效政治參與當中青年群體培訓的作用。第二涉及青年在政治中的角色。這兩個問題必須分開,以避免造成目的和方式上的混淆,同時確保其中之一不會在戰略上中因疏忽而損害另外一方。

  

   A. 有效政治參與中青年培養的作用

  

   第一,如果缺失了一個包括原則、結構和運作等的明確和廣泛接受的民主空間概念 ,那么民主空間根本無法擴大。盡管聽起來有些不言自明,但最近很多國家,甚至那些曾經確信他們自身民主理論和運作基礎的國家,也在自身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框架內發展對于民主·人權·法治 基本概念的做進一步解讀。如果一個政體中的這些概念存在很大的爭議,那么青年的政治教育將非常困難。事實上,這些核心概念的爭論對青年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且在具體國家內必須因地制宜,才能有效同化:民主、法治和人權的概念會依情況而定。更重要的是,在政權不穩的的國家里,其已建立和運作的政治秩序可能并不尊重上述核心原則;而這一現象的后果將更加導致該國政治的不穩定。對于其他國家,它可以作為一種途徑來終結政治意識形態上的紛爭。另外,事實上最近發生過國家擴大監督和控制公民社會的行動,而且是在國外資助和運作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們的不安。

  

   但是,這并不代表在教育青年時需要抑制其它的、全球性和對比性的觀點。 國家經常會不自覺地擔憂他們的價值觀念是否正當、是否深入他們的文化和社會生活——這些極端做法只會適得其反。對民主、人權和法治研究和教育的限制越多,在青年中的本國文化越不會被接受。相反,包括它的學術、政治、社會和文化領導者在內的政府機構,除非可以承擔強大的、有連貫性的和有底線的民主建設、人權原則和法治的建設,否則在該國話語體系內,有關上述原則和體系,他們無法教育自己的青年群體進行合適的政治參與。但不意味著這個底線排除了對于其應用、歷史或其他相關方面的探討。與之相反,這些探討更受歡迎。然而,由于相關核心價值觀非常復雜,定義并支持著在該國話語體系內的民主空間,因此關于青年有效政治參與教育的討論。這對于無法提供這些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的國家而言,是不可能做到的。

  

   甚至是在青年的政治教育,以及在國家民主、人權和法治框架的基本規范原則下,人們很容易混淆對于正面地鼓勵批評自己和自我批評。這種混淆在西方非常明顯,但是這些錯誤也同樣出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宗教國家。因此,例如在美國,有必要考慮在美國民主原則和國家組成的青年教育中的原則,而同時,檢驗這些原則在國家歷史中的發展。然而,人們有時候很不幸將歷史情境下人們的失敗感與當今對政治理想的理解相混合。這些政治理想被用來證明國家和其制度的墮落和不正當,或國家需要向另一種政治模式轉換。但是這樣的批評教育只有在存在一個共識的情況下是有可能的,這種共識是基礎原則中的核心權威性和合法性——其構成了國家對于民主·人權·法治的擁護。這也是對于這種培養這種共識的政治教育的先決條件。

  

   其次,對于具有國家特色的民主空間的原則和特點的討論是我要強調的第二個要點。關于這些原則和特點,在缺乏訓練有素的教師隊伍的情況下,青年人也許不能接受到的合適教導。國家民主教育的邊緣化,是非常普遍的。對青年人的教導也可能被視為對正統觀念的檢驗,并且被強加于一個獨特的環境中,在這樣的環境下通過問答和討論的方式學習可能會有潛在風險。除了教師的教學能力之外,另一大因素就是向學生傳授知識的具體文本材料。青年人可能未經受良好訓練,但他們是非常聰明的。對于青年人而言,很容易覺察到教師的不稱職以及教學資料的劣質。不稱職的教師和質量平庸的教學資料對學生造成的影響是十分嚴重的,這相當于在課堂上破壞國家在政治、社會、法治以及人權方面的合法性。對于這樣的影響,國家只能責怪自己。更嚴重的是,當核心概念出現分歧時,這樣的不確定性也往往會轉嫁到學生頭上——可能會造成學生的困惑,或者造成其它觀念的介入。甚至更加糟糕的是,國家對青年人有關核心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原則的教育的漠不關心,會使學生產生一種對本應是國家政權基礎的這些價值觀的漠視。固然,這將逐漸且有效地損害民主活動,削弱人們對于人權的尊重以及影響那些通過法治機制得以實施的原則。當民主、人權及法治的核心原則深刻根植在人們心中時,我們才能分辨出以下三者之間的區別:重視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念在青年一代中的社會化,以及通過核心價值觀建立有效的參與。

  

   對于基本價值觀、教師資質以及可靠的教學資料的一致意見是良好教育青年一代以有效政治參與的三大基本要素。教師的培訓、健全的政治對話途徑(在國家特色和參與形式的限制之內)以及可靠教學資料的編纂是一個國家努力擴大民主空間以及為青年一代有效參與政策決定做準備的三大任務。為此,每一個國家必須有能力在國家特色的范圍內闡述決議19/36中所內含的普世原則的核心部分。因此,國際組織的角色就變得明確了。雖然具體的幫助各國政府達成關于基本原則的核心共識必須進行的對話是艱難的,國際組織幾乎發揮不了什么作用。然而,當國家領導人關于基本價值觀的意見不一致以及不確定如何進一步之時,國際組織可以通過提供資料來推進政府進行上述的對話。其實國際組織可以做的更多,比如可以為教師培訓和教學資料的準備提供一個交流的場地,每個國家的教育機構就可以相應地進行改編以便于培養他們自己的青年一代。對此次論壇及其組織者而言,這個重點可能最值得傾注時間和精力。

  

   值得提到的一點是,青年人有能夠識破虛偽的超人能力。如果體制腐敗或軟弱,尤其當政府的運行與其政治理想相沖突時,青年人會迅速地失去信心。在這些情況下,在學生所能觀察到政府運行的實際情形面前(觀察是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實際經驗),所有關于民主、人權和法治的崇高原則都會坍塌。學生總是無意識地渴望從事實中獲取真理。因此,對于青年人的教導意味著一個更大的責任,這種責任深植于體現其體制核心原則的要求,以及與那些原則相一致的政府職能,而同樣的原則領導人們也希望青年人信奉——簡而言之就是確保領導人能夠承擔他們自己的義務。

  

   B.青年人在政治中的角色

  

   未經受良好訓練的青年人不是一群理想的公民,他們的肩頭無法扛起保護國家核心民主、人權和法治原則的重任。對于全面徹底地思考青年一代在政策決定中的作用這一問題而言,培訓以及對共同核心原則的培養使得它變得簡單起來。青年政治參與,機遇與挑戰并存。

  

   首先,強調民主活動當中的選舉元素是可以理解的。每個國家必然會接受那些與自身民主活動模式相一致的選舉程序,也會允許公民通過選舉表達政治權利,只要這些活動被適當地組織起來。它是廣大群眾和管理者之間的核心聯系。它連結了權力讓渡者和權力實施者。它也是責任追究以及樹立政治機構個人形象的基本方式。每個青年都可以通過參與傳統的選舉過程來行使相當大的權力。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選舉就是一個有趣的實例。

  

   然而,這樣片面地強調選舉忽略了民主運行中的一個根本要素,也是擴大民主空間和使青年參與到政策決定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現代民主國家,不論是西方國家、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或者民主的宗教國家,投票有時只是權力行使的一個次要組成部分。首先,由于涵蓋越來越廣泛的行政、司法以及立法權力,因此在任何一個國家,投票權與政府部門的權責沒有直接關系。在當前,行政國的廣泛民主、人權、法治(包括其目標和運行)之間的關系是關于民主、人權以及法治形式和實施的課題的核心。然而,過度關注各級政府組織中的高級官員的選舉形式,往往會損害民主國家本身——此種影響甚大且病態的現象不應出現在任何國家和國際組織當中。事實上,從地區人權機構,到管理貿易、健康、司法及類似事項的組織,任何一個國際治理結構的發展,都使得民主、人權和法治的實施都會疏遠選民和被選舉的官員之間的緊密關系。

  

其次,無論采取何種模式的民主,為了擴大青年(和其他人群)在政策決定中的民主參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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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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