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軻:美國退出國際條約:中國、伊朗的機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61 次 更新時間:2018-09-18 14:32:07

進入專題: 國際條約   國際組織  

白軻 (進入專欄)  

  

   受訪人:白軻

   采訪人:Payman Yazdani

   譯者:戴苗強

  

   本文譯自伊朗德黑蘭時報在2017年10月采訪白軻教授的新聞稿,原文發表于2017年10月25日伊朗德黑蘭日報,訪問地址:http://www.tehrantimes.com/news/417905/U-S-withdrawal-from-intel-treaties-opportunity-for-China。

  

   德黑蘭,10月25日 (Mehr News Agency) –對于特朗普政府從包括JCPOA在內的國際條約中退出,白軻教授表示,美國退出可能會為中國和伊朗這樣的地區性大國提供巨大的機會。

   許多西方思想家認為自由主義、國際條約和協議是世界安全與穩定的必要條件。這些多邊途徑可以通過在國家間建立相互依存關系來保障世界的安全與穩定。

   二戰后,美國一直在努力發展自由主義的多邊機制以保持其權力和霸權。但如今,正如全世界都看到的,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正在退出許多此類協議,其中包括巴黎氣候協議(Paris Climate Accord)、TPP、NAFTA,以及最近試圖取消的伊朗核協議(JCPOA)。

   為了了解更多關于這個問題的信息,并且搞清楚特朗普的決定是否明智,Mehr News Agency聯系了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法律和國際事務教授白軻。以下是采訪全文:

  

   根據自由主義的觀點,國際條約和協議對于世界安全與穩定是必要的。一些人認為,特朗普總統退出國際條約是對自由主義的威脅。您對此有何看法?

  

   的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達成的國際安排是建立在一種結構良好的多邊國際主義的基礎上的。這種國際主義基于對政治領域的合法化計劃——尤其是對常規戰爭(以及后來的非常規戰爭)的規則,以及保護個人(以及后來的團體)的尊嚴和人權。當然,這兩種情況都是對德國第三帝國(民族主義和人權)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東亞共榮圈(國家沙文主義、等級制度和軍國主義)的前主導國家體系的直接回應。政治和規范的合法化,是各國之間適當關系的基礎,也是國家權力對自己人民的限制。這需要各國在國內建立牢固的法律體系結構,并在各國之間建立法律關系。針對后一個目標,國際條約的確是必要的。其必要性不僅僅是為了保護世界的安全和穩定,而是為了在法律的范圍內將政治(和戰爭) 社會化,以及通過法庭解決爭端。例如,在這種意義上,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旨在建立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集體訴訟,以在各國之間維持基于共識的規則體系。多年來,這個規則體系被大量的國際協議和機制所填滿,包括不斷擴大的機構治理和國際公共組織的監督結構。當然,在一個非常普遍的層面上,退出國際條約及其制度結構可能會危及自由秩序的構建。

  

   但是,上述簡單的見解并不足以解釋整個問題。將政治(和戰爭)合法化的努力,也足以使法律政治化。法律,尤其是國際法和規范的形成機制,是政治化的(我認為,在自由國際主義的結構中,政治化必然會發生)。然后法律就會遵循國際自由秩序中出現的一系列政治實踐。這些做法圍繞自由主義國家法律制度的特點,這些特點包括談判條款、通過特設的行政機構解釋和應用法律,對管理法律的結構的控制,以及對法律制定、解釋和管理結構施加更大影響的持續努力。這些都是在國際社會國家的互動機制內的現代的、常規的和拜占庭式的行為。這套系統的設計初衷并不是不流血,也不是為了精準操作一個精心設計的法律機器。它的本意是將各國舊的沖突納入法律的語言體系,轉移到國際舞臺上。因此,它有時會變得凌亂、嘈雜、笨拙,有時還會顯得極端愚蠢。但是它的目的是在一個有限的操作空間內(為可接受的行為而設的空間)避免或最小化戰爭的破壞性影響。(我曾就這個問題中寫過一點東西:“The Führer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nd Collective Punishment,” Penn Stat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21(3): 509-567 (2003))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國家的周期性退出和重新進入國際組織、國際條約或公約反映了這些機制治理的常規變化。這種不斷談判標志著法律結構圍繞政策,政治追求和目標的動態發展,國家的合作和競爭也就在發展中不斷展開。除非有明顯的旨在破壞國際機制的長期戰略規劃,退出條約本身并不威脅到國際機制。不過可以明確的是,美國的退出可能為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提供大量機會, 讓伊朗這樣的地區性大國更有可能承擔更大的政治角色。

  

   特朗普放棄國際條約和國際法律慣例的可能影響是什么?

  

   在上一個問題的答案基礎上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簡單卻不穩定的。在一般情況下,美國退出一些國際條約和一些國際組織不會威脅到國際秩序的穩定。相反,它反映了一種政治策略的運用,它將國際共識和這些組織的行政行為朝著一個更傾向于美國及其盟友所青睞的方向發展。聯合國體系中的每一個國家都采取了這些手段和其他手段,這僅僅反映了國際機構內國家的動態而穩定的政治行為。但在這種情況下,答案可能會更加令人不安。如果美國這些退出行為的目的是系統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是旨在破壞、攻擊和最終瓦解當前國際關系體系的(這種體系是在1945年之后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的謹慎而又深思熟慮的管理機制),那么,這種危險是巨大的。如果美國選民及其在政府中的代表沒有強有力地參與這一進程,并且這些行動沒有為美國謀得長期利益,那么對美國來說,這將是一種危險。失去美國這一關鍵國家的參與,國際機制亦將受損。但這也讓我們得以在另一幅圖景中重塑國際機制。想象一下,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如今站在美國曾經的視角,重新定位自己之后決定保留現行國際機制以適應自己的政策和政治方向,這是多么諷刺啊!這樣就會產生60年代曾發生過的情況,但這次,美國和中國的角色互換了。不過,這些都是推測。在目前的情況下,特朗普退出國際條約的長期目標是什么尚不清楚。在短期內,這些行動相對較少并且相對孤立,的確會令人不安,但還不是危險的。

  

   簡單的答案是,這種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他國家的反應。回想一下,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一種類似的方式離開了國際組織(盡管當時的意識形態和目標有些不同)。當時,有計劃的退出旨在挑戰蘇聯及其盟友在發展中國家(以及他們的法律和規范)中的主導地位。這種主導被認為是對美國利益和其主要盟友的威脅。但更重要的是,它被認為是對國際體系建立的規范基礎的威脅。這是實現國際體系規范性目標的關鍵時刻——全球化即將爆發,并伴隨著市場決策的崛起。它是二戰后國際化的最后階段:將政治的合法化與行政語言從政治轉向經濟學的轉變結合起來。其結果是,法律是政治的形式,但經濟學提供了政治和法律的管轄范圍。當時,這種策略奏效了,在美國及其盟國的社會文化管理下,系統保持了穩定 (在適當的區域表達范圍內,它沒有破壞系統的核心目標或核心功能)。

  

   但現在已經不是上世紀80年代了,而且特朗普也不是里根。因為情況已然不同,而且修辭的使用也已經改變了以適應時代,所以真正的探討必須最終以動機為中心。特朗普總統正在從貿易(包括世貿組織結構)中退出傳統的多邊主義,轉而支持以國家為中心的碎片化多邊主義。不過這一運動的輪廓也反映了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一些基本特征。特朗普總統正從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機構的一些關鍵機制中退出。在一段時間內,這(指聯合國人權機構)是許多美國選民(但不是精英階層)恐懼和厭惡的對象。如果這些退出行為的目標是戰略性的,那就好了。如果它有一個更根本的目標,不是重塑,而是破壞當前系統的穩定,那么整個國際社會可能就需要開始認真討論下這個問題了。

  

   自由主義秩序基本上是建立在多邊主義基礎上的。特朗普退出巴黎氣候協議、TPP、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還有可能從伊朗核協議(JCPOA)中退出,這與多邊主義是矛盾的。這種方法能保證美國的實力嗎?

  

   基于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回答這個問題很容易。答案尚不清楚,但它暗示著一場豪賭。到目前為止,自由主義的秩序是建立在我之前所寫的系統性多邊主義的基礎上的。然而,這個基礎本身就是在二戰后的頭幾十年里做出的戰略決定的一個功能。因此,一個有趣的問題是,自由主義的秩序是否不可避免地與多邊主義的特定愿景相聯系,或者是否有一系列的不同的演變以至于其仍然能夠支持1945年的愿景。例如,中國人認為,自由主義秩序支持大量不同的的演變形式,包括他們自己的。地區力量——金磚國家、伊朗和東亞——也提出了不同的演變形式。這些演變形式通常更多的是基于國家的經濟活動,且或多或少地基于國家參與經濟活動。但挪威人也會這樣做。因此,很明顯,現在的美國政府也是如此。大多數傳統的美國精英,即舊愿景的孩子,對這種轉變做出了強烈的反應——他們的偏好是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和他們對多邊主義的愿景之間建立起一種聯系。但我認為,越來越清楚的是,這想法可能被越來越多地理解為一種歷史的產物。

  

   但是,自由主義秩序支持多種形式的多邊主義的回應也表明,(自由主義與多邊主義相聯系的)某種形式是存在的。這可能是這個問題所涉及的潛在問題。如果特朗普有一個重塑多邊主義的總體計劃,那是一回事。這樣的話人們就可以討論這個總體計劃的優點或挑戰國際社會對當前國際秩序的討論和安排。但是,如果政府的行動僅僅是偶然的,或者更糟的是,這些行為是通過重塑其外交活動的表象來塑造美國的內部政治的無序努力,那么對每個人來說,挑戰就會變得更加艱巨。

  

這就引出了問題的本質——目前的方法能增強美國的實力嗎?能否增強我們尚不確定,但這些退出行為肯定會重塑美國的實力。隨著美國的退出,全球多邊機構面臨著破裂的危險,最終無法實現它們的目標。由此產生的壓力可能會促使各國尋求重新談判以讓美國重新加入——這正是特朗普在最近的總統選舉中所追求的結果。重新談判如果成功,將重塑多邊主義和大幅削弱美國舊的國際主義精英。他們中有些人仍將在知識層面(或政治層面)反對特朗普,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將接受現實,為這個總統服務,直到他們有更好的選擇。或者,美國的退出可能徹底打破這個體系(特朗普的極端民族主義支持者們所期待的結果)。對于這個陣營來說,打破當前的體制是幾十年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性大國多年來的首要任務。但是,預期的結果將徹底破壞美國的競爭對手,所以人們可能會相信這一結果。事實上,美國的想法是,美國想要更好地與崛起中的大國——中國、金磚國家以及印度和伊朗等地區性大國競爭,就必須擺脫自己在構建1945年全球經濟秩序的過程中對自身施加的限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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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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