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軻:貿易戰不會毀掉中美關系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637 次 更新時間:2018-09-18 14: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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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軻 (進入專欄)  

  

   本文譯自伊朗德黑蘭時報在今年四月采訪白軻教授的新聞稿,原文發表于2018年4月7日伊朗德黑蘭日報,訪問地址:http://www.tehrantimes.com/news/422393/No-trade-war-likely-Prof-Larry-Backer。

   德黑蘭,四月七日(Mehr News Agency)在就近期美國和中國針鋒相對的關稅爭端發表評論時,白軻教授表示,兩國經濟一體化的深層次結構不會因為一系列的重新談判而付之一炬。

   隨著美國和中國加大針鋒相對的關稅爭端,在過去數月內,人們常常說,沒有人會贏得貿易戰。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法律和國際事務教授白軻就這個問題發表了看法。

  

   以下是對白軻教授采訪的全文:

  

   特朗普總統增加關稅的決定將怎樣影響美國國內的鋼和鋁生產商?

  

   不好意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能將是本次采訪中最長的,越是簡單的問題越有可能造成最微妙問題。與許多專家和其他可能急于提供簡單直接的答案的人相比,我更多地看到了其中的復雜性和偶然性。在最高度的概括中,即使是專家和政策制定者也搞不清楚提高關稅會產生積極的還是消極影響。目前,鋼和鋁的生產只是整個涉及鋼和鋁生產鏈的一小部分。這個想法的邏輯似乎是,提高關稅將使進口的同類產品更加昂貴,因此美國生產商將會用相對更便宜的國內生產的鋼鐵和鋁產品替代國外進口,從而保護美國的鋼鐵和鋁生產商。這可能有利于國內生產和消費,但可能不適用于國內生產出口,特別是在其他國家將關稅與關稅影響下的平衡定價(以及減少外國補貼)匹配起來時。然而,國內生產和消費是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增長在國內投資和就業方面可能產生積極的短期影響。

  

   然而,在全球生產和所有權鏈的深層嵌入下,有關關稅的討論也必須在更復雜的語境下進行。關鍵的是(在鋼鐵和鋁的生產中)我們無法判斷生產的產地和所有權的國別歸屬(也就是說,擁有或者控制著鋼鐵或鋁生產鏈的主導企業的“公民身份”可能是屬于很多個國家的)。有報道稱,一些美國公司可能受到負面影響,因為它們是外國企業的子公司,且從起母公司接受鋼鐵加工,然后出口。這種影響將與鋼鐵生產業主的國籍關系不大。同時,這些關稅還有著一層諷刺意味,即最終外資企業將在美國建立鋼鐵生產工廠,促進美國生產但同時將該企業的利潤匯回母公司的母國。這種見解反過來又會對上述問題提供一些不同的答案。

  

   首先,即使關稅有影響(可能是積極的或消極的),我們目前也不清楚這種影響的程度會有多大。再一次,通過增加關稅解決問題只能在完全脫離實際的形而上學分析之下,才能被認為是有用的。因此,這種關稅影響的范圍可能難以判斷,在這種現實語境中,關稅可能具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去利用各種各樣的技術來評估對結果的影響,所有這些技術都將依賴于一組假設和方法,而這些假設和方法很可能會以服務于目標的方式來曲解結果。當然,這些政策的效果由于其對國內生產的影響(也就是增加關稅的目標)和其對該生產效益的國籍歸屬的影響之間的差別而變得更加復雜。目前我們還不清楚應當如何處理國內生產增加(并促進當地經濟)而生產的利潤又被轉移到其他地方的情況,。

  

   其次,即使有顯著的影響,我們也不清楚這種影響是否會被普遍感知到,或者會影響到國家的不同地區,或者對不同的工業部門有不同的影響。關稅提高通常會產生一種綜合效應。但這種綜合的效應只服務于政治利益,它不能反映像美國這樣的大國的現實。更有可能的是,關稅增加在不同的公司、行業和地區會有不同的、或許積極或許消極的影響。不過這一現象有可能正是問題癥結所在,即關稅增加是為了保證刺激到美國某個部分的某些特定經濟活動并在之后對更廣闊的經濟范圍產生間接的影響。

  

   再次,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考慮到時間的變化和隨著時間變化,不同經濟部門的變化。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關稅的增加是為了促進鋼鐵和鋁的生產,但這一效果可能需要數年之后才會明顯地刺激到生產的增長。同樣重要的是,這一生產刺激能否持續。關稅作為補貼可能對投資于生產(和雇傭勞動力以支持生產)的決定產生直接影響,不過最終,該行業產量的提高將必須在經濟上可行——特別是在中長期,全球消費者和生產者可能會在生產規劃中考慮到這些關稅并加以調整。

  

   第四,從另一方面來說,關稅的直接作用已經顯現出來了——不是在鋼鐵和鋁原產地上(即在美國境內或境外),而是在金融市場、接待人、政治領導者等身上。也許這是當代關稅政策中最具說服力的部分——關稅對全球金融的影響大于對全球生產的影響,也大于其對(長期)商品生產不同部分布局的分配以及其在動員大眾輿論以實現某些政治目標上的價值。在這一層面上來說,關稅可能不會產生一個世紀前的歐洲戰爭時期那樣的問題。全球化極大地削弱了關稅的威力,因為使其有效的國家邊界已被嚴重侵蝕——關稅戰不太可能以20世紀20年代的那樣的思維方式燃起戰火了。

  

   第五,長期影響和短期影響是十分不同的。大多數人可能是從立竿見影的角度或者是短期的角度來看這次增加關稅的效果。的確,全球分析師們都傾向于從短期而非長期的角度思考、分析和作出反應和調整。從政治的層面上來說,短期的影響的確會更加顯著。我們已經看到,“通常的始作俑者”已經開始與其媒體發聲筒站在一起,在就其反對或支持關稅的觀點大聲疾呼的同時也開始動員大眾輿論已實現其目的。不過相反的是,長期的戰略調整才是更為重要并且通常被短視的媒體和分析師們所忽略。

  

   那么,它將如何影響全球的鋁和鋼鐵行業呢?

  

   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直接的答案是其影響將取決于行業和國家如何反應。行業可能可以通過對其全球產業鏈的戰略調整來最小化或者規避關稅的影響。相較之下,國家就顯得不那么靈活了。各國只能選擇支持他們國內的產業或者冒險看企業會不會用腳投票,離開該國。如果國家不采取相應的關稅政策作為回應,它們可能會被誘導對其國內行業提供足夠的支持以抵消關稅帶來的價格影響。間接的答案可能更加重要一點。國家和企業可能受到的影響取決于國家能否通過改變關稅稅目產品生產者的所有權來減輕關稅的影響。例如,如果中國企業擁有或可以在美國(直接或間接地)獲得鋼鐵和鋁生產設施,那么關稅的影響將會很小。從長期說來,若沒有豁免關稅的機會,逐漸的生產轉移便有可能發生——不過并不一定是流向美國——相反,這些生產力可能流向已經獲得關稅豁免的其他國家。

  

   您提到了特朗普總統提高關稅決定的背后可能有著除了美國公司之外的內部或外部受益人,還是只有美國的公司能夠從這一決定獲益?

  

   如今,什么是“美國公司”? 在大多數經濟活動都與全球生產流動相聯系的背景下,某個國家的公司這一概念現在基本上已經過時了。各種國籍的公司都組織起來管理和參與(鋼鐵、鋁和其他產品的)全球生產。在生產過程中,傾向于管理或控制生產過程和其他企業角色的經濟企業往往被描述為跨國企業的代表或化身,并將其跨國的國籍屬性應用于全球生產體系。但現實地說,這代表了對生產現實的過分簡化。因此,美國的主導企業可能會從關稅中獲益。另一方面,在美國以外投資大量鋼鐵和鋁生產企業的美國主導企業可能會受到負面影響。相反,在美國擁有鋼鐵或鋁生產設施的俄羅斯或中國企業則可能會從關稅中獲益。因為這很大程度上劃分了(生產鏈上)生產地點的國籍和生產所有權的國籍,在許多情況下,要指出贏家和輸家的普遍國籍是很困難的。這一點正是最為重要的,國家可以控制其領土內的事物的生產,并利用其邊界來確定進入(或退出)的成本。不過,對于國家內部或外部生產的后果的控制,對于這些政策的受益者的國籍并沒有太大影響。如果所有海外鋼鐵生產都由美國企業擁有,那么鋼鐵進口關稅將對美國企業產生負面影響,因為這會增加它們在全球配置生產鏈的成本。

  

   那么,增加關稅的決定會對中國、日本和韓國等國產生多大影響呢? 因此,更有效的可能是我所說的報復性關稅。

  

   此處有兩個問題。第一個與對等關稅有關。這很簡單——即如果美國在鋼鐵和鋁上提高了關稅,那么其他國家也會對美國的鋼鐵和鋁征收同樣的關稅。不過這對美國的影響有限,因為美國是鋼鐵和鋁的凈進口國。因此,更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報復性關稅。即如果美國對影響其他國家工業的鋼鐵和鋁征收關稅,這些國家可能會對美國的農產品或其他產品征收關稅,因為在這些產品上,美國的出口規模很大。但在全球經濟中,這可能只會帶來短期的痛苦,因為控制生產鏈的人可以以某種代價重新調整他們的貿易路線以減輕關稅的影響。我們再一次看到了有人只考慮短期效應,而忽略了在資本和投資仍然自由流動的全球背景下,一個更為良性的長期效應的基本要素。而且,實際上,中國、日本和韓國不會采取報復性關稅的方式來對抗美國的關稅戰,更好的辦法反而是購買美國的鋼鐵制造商,增加未加工鋼材的產量,然后出口到本國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制成成品鋼。

  

   歐盟對美國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的可能性有多大?

  

這是一個極好的問題。雖然最初的情緒反應(一種由全球媒體煽動的情緒)可能會傾向于對脆弱的美國產品征收報復性關稅,但一旦情緒平靜下來,這種做法可能就不會被效仿。主要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已明確表示,它將接受有關豁免關稅的雙邊談判。這不是小事。事實上,在這一關稅協定談判中我們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的一個重要特征,即從舊的多邊主義的全球化體系轉變到建設新的“美國第一”倡議的變化。因此我們需要在語境中思考關稅政策的內在動力。美國已經開始以一種鏈接美國企業的管理或某些生產鏈的方式發展其自己的貿易網絡了。這需要從多邊形式中重新定位貿易關系,而不需要以美國為中心的集中雙邊形式。為了促成貿易基礎的重整,美國必須首先重新定位自己在全球貿易網絡中的地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的想法,這只是對于那些有雄心壯志的人來說)。為此,某些沖擊是必要的。這些沖擊措施包括退出多邊協議(包括巴黎協定和TPP),以及破壞舊的自由貿易同盟。但單純的退出并不會產生再中心化的效果,重新談判雙邊關系的提議(在這個過程中恢復關系或放棄行動)是重新調整的驅動因素。在這個過程的最后,如果該進程被系統化地推進并有一個明確的長期愿景,美國很可能會產生一個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大體相同的貿易體系。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全球貿易的未來并不是體現在關稅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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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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