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文浩:《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書后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01 次 更新時間:2020-01-13 21:55:08

進入專題: 清華大學  

呂文浩 (進入專欄)  


《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書后

  

呂文浩

  

   北京清華大學校史的資料編纂、著作編著情況相對而言,質量差強人意。這就使得清華校史的研究有了相對較好的基礎。1981年,《清華大學校史稿》由中華書局出版。1991—1994年,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4卷6冊,200余萬言的《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另外,還出版了《清華人物志》、《清華英烈》等書。《清華大學校史稿》資料扎實,論述簡潔有力,在當時國內出版的校史著作里是較為出色的一種。它的主要局限性是(一)成書時代較早,受左的思想束縛較深,不少地方立論極為偏頗;(二)詳于學校的縱向沿革史,缺乏橫向的解剖分析和明確的學術問題意識;(三)內容比較簡略,留下了不少空白點。

  

  

   案頭的這本《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79),1996年版,以下簡稱《清華學堂》)是在另一種背景下寫成的。作者蘇云峰先生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他自1970年即開始研究清華校史,1986年寫成18萬字的《抗戰前之國立清華大學研究,1929-1938》。但考慮到“在歷史發展程序上,應先出版早期清華”(前言第9頁),于是又積數年之力,寫成這本約440頁的著作。蘇先生自白研究清華校史經歷了一段“漫長艱辛的歷程”,應是發自肺腑之言。我們要考慮到,在蘇先生開始著手研究清華校史之時,北京清華大學方面還沒有任何有關出版物。即使到了80年代以后,由于兩岸的阻隔,當時他也未能充分利用大陸地區出版的有關史料和讀物。研究條件的確不夠優越,但他仍然緊緊抓住自己的學術目標不放松,將一項課題持續追蹤了20余年之久,平易之中出碩果,體現了真正的學人風范。進入90年代,蘇先生幾次來北京清華大學訪問,搜集了不少資料。以筆者的觀察,大陸方面的資料,蘇先生雖然仍有遺漏,但是主要的部分,他都看到了。這本書的基本史料是連續出版數十年之久的校內學生刊物《清華周刊》。該刊內容十分豐富,遠非我們今天見慣的那些“小兒科”學生刊物可以相比。透過這扇窗戶,我們才有重建歷史的基本把握。

  

   蘇先生20余年來在中國近代教育史的研究方面貢獻良多。主要著作如《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1976年初版,1983年再版)、《私立海南大學,1947-1950》(1990年版)、《三(兩)江師范學堂,1903-1911》(1998年版)均扎實細致,多有創獲。而《清華學堂》一書史料之扎實、創見之豐厚,均超過前幾種論著,大概可以算作蘇先生教育史尤其是校史方面的代表作。

  

   就選題而言,清華的重要性超過海南大學和三(兩)江師范學堂;就資料提供的重建歷史多采畫面的可能性而言,清華也較其它兩校優越。總而言之,清華是值得當作一個大題目來做的。以往對清華校史,無論是研究者還是一般讀者,大多比較重視抗戰前的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校史,以為清華校史的輝煌時期才值得花大力氣研究。對于早期校史也許多少重視不夠。《清華大學校史稿》關于1928年前的校史僅僅占92頁,許多問題沒有充分展開。筆者有一個看法,清華之所以成為清華,是由于有國立清華大學成立(1928年)前十數年的清華學校的歷史。正是這一時期奠定了清華風格的基礎。從經費來源、人事譜系及校內決策體制、教育思想、學術風氣、硬件建設看都是如此。更確切地說,20年代中期至梅貽琦1931年底長校這一段時間是1952年前清華校史研究的關鍵。作者在書中沒有專門論述清華學校這一個案研究的重要意義,也許另有考慮。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清華學堂》一書,不僅大大加強了清華校史研究的一個薄弱環節,而且對于整個清華校史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清華學堂》一書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觀點,如關于早期清華人事網絡上圣約翰、外交部和清華的三角關系問題。以前人們多注意到早期清華的學生來源于圣約翰的很多,很少有人注意到早期清華的歷屆領導層及教員也多來源于圣約翰大學的校友圈。本書第一次揭示出這一特點,并作出了較為詳細的分析。作者指出,清華之所以和圣約翰關系親密,外交部是重要媒介。顏惠慶、唐國安、周詒春、曹云祥、趙國材、嚴鶴齡等校級領導均曾任教或畢業于圣約翰大學,1916年前的清華文科華籍教員16人中,出身圣約翰的有12人之多。最早鋪設這個人事網絡的是顏惠慶,而不是周詒春等等。從人事網絡來分析一個學校的教育特色與風氣表現出作者深具觀察問題的史家眼光。

  

   又如關于20年代中期的“少壯派”引起的沖突問題。本書作者得到了一份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吳文津教授贈閱的張彭春任清華學校教務長近3年的日記《清華學校日程草案》。張彭春是20年代中期清華校內權力斗爭的中心人物之一,其日記內容除了他個人為理想奮斗與不斷反省的心路歷程外,對于校內外各種勢力的動向多有記錄,是研究這一時期清華校史的一手珍貴史料。因而本書對以往的不正確的說法多有匡正,精彩之處俯拾皆是,值得重視。舉例來說,《清華大學校史稿》認為張彭春之辭職是“保守勢力”逼走的,反而是“少壯派”發動挽留。而張彭春的日記記載則表明,張彭春并非為保守派所迫,反而是張企圖于曹云祥辭職時爭取校長位置而與“少壯派”交惡,被他們逼走的(第181頁)。張彭春的日記多處記錄他與“少壯派”的沖突和他對“少壯派”的痛恨之情。

  

   本書也有若干觀點值得推敲,如對曹云祥與教授治校制度確立的認識。作者認為,“可以說清華的教授治校精神和經驗,足為我國高等教育之典范。而此一成就,曹云祥實有倡導之功”(第89頁)。問題是教授治校是否由曹云祥主動倡導,曹云祥是否能夠尊重教授治校制度?前一問題尚無足夠的史料說明。關于后一問題,結合1927年7月舊制留美預備部高二高三級未屆畢業,要求提前出洋事件中曹云祥的表現,我們大致可以看出曹云祥對教授治校究竟抱什么樣的態度。1927年7月高二高三兩級鼓動風潮,要求提前出洋,本校評議會諸教授、教務長梅貽琦以此舉違反校章,堅決反對。而校長曹云祥卻對學生曲意回護,暗中縱容,因而與評議會發生了激烈的矛盾沖突。評議會對曹云祥不尊重評議會極為不滿。這場沖突最終以曹云祥失敗告終。至于這件事情的詳情,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新近出版的《吳宓日記》1927年7月17日至8月15日,筆者在對本書的長篇書評中有比較詳細的敘述(刊于《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6期)。作者蘇云峰先生看到拙作后曾來函有所討論,提出了頗合情理的推論,但是目前還缺乏充分有力的史料佐證,因而“至曹為何違背評議會決議,一時難得合理的解釋”。

  

   由于利用了檔案材料,因而在某些細小的事實上也提得更為確切。如大家都知道     清華學堂初成立時學生名額是468人,《清華大學校史稿》說“其中五分之三編入中等科,其余入高等科”,而此書說“他們經過西醫體格檢查,除三十八人不合格外,在合格之四三〇人中,三百人分入中等科,一百三十人分入高等科”(第20頁)。黃延復先生曾語筆者,大陸上的研究者從未有人知道這一點。

  

   本書也有少數不夠確切的地方,如(一)第175頁稱“一九一七年北大文科學長胡適月薪三百元,而實際僅核發二百八十元”。按此語引自陶英惠《胡適與蔡元培》一文,筆者找到原文核對,發現原文并未稱胡適為“一九一七年北大文科學長”,而只是說明陳獨秀力薦胡適做文科學長,筆者印象中記得當時胡適并未實際擔任文科學長。至于月薪三百元,高出一般教授,大概陳獨秀“學長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數”即可解釋。(二)第301頁介紹學生社團的“英文文學會”時,稱“由社會學老師陳達指導”。按陳達當時尚為學生,不是“社會學老師”。(三)第303頁稱羅隆基“為昆明一二·一學潮烈士”,也是錯誤的。類似的錯誤希望能在再版時改正。

  

   何炳棣教授在本書的序言中贊揚本書是“近年中央研究院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杰出專刊之一”,“全書對早期清華理性平衡的總評價,應該是經得起今后史家的考驗的”,“從較狹的專業觀點看,此書行將被舉世公認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本標準著作是可以預卜的”(均見序頁第1頁)。本書之所以大大超過同類著作的水準,其原因不僅在于作者對清華校史本身的資料下了很大功夫,更重要的是作者具有超出本課題之外的一套帶有普遍意義的研究教育史的方法。

  

   第一 ,明確的學術問題意識。一般校史著作總是詳于縱向的沿革史,以為把學校的來龍去脈敘述清楚,就算盡了校史的能事。本書則不然。《清華學堂》一書以清華學校本身為中心,“本書目的在探究她所以成立的原因,重建她的一段校史,并探討她何以成為一所優良大學的緣由。”,作者自述:“我研究清華校史,純粹出于羨慕與好奇,想知道何謂高品質的學校教育”(自序,序頁第3頁),由此可見,作者的研究是圍繞著自己心目中一個學術問題展開的,所以本書讀后給人的感覺不是事實的羅列,而是一以貫之,渾然一體。

  

   第二,研究學校教育史的若干原則。首先作者的校史研究是以學校為中心的,而不是把注意力轉移到學校以外的社會歷史,更不是把校史當作革命史的一個側面來看待。他認為:

  

   所以研究學校教育史,就應該站在教育的觀點,把研究之主要范圍放在校園以內,也就是說我們所要觀察者乃師生間、教師間及校園內智德群諸育的連續互動行為,對學生的直接影響,及其向外的輻射作用。研究的重點應該放在學校教育過程,尤其是教師在課堂內外幫助學生學習成長的各種活動,及其所衍生的問題與解決方法之上。這不是說我們只注意學校內部的活動而不注意社會對學校的影響,因為社會的需求已透過教育理論、教育政策及教師的運作而投射于學生身心之上。如果把學生政治性運動作為大學校史的主要內涵,則完全扭曲了教育史的本質與意義。(前言第10、11頁)  

  

   其次,作者認為,

  

   “教育史是制度史的一種,而制度史又是非常機械、艱澀與枯燥的。所以要把教育史寫得很生動,的確相當困難。不過如果我們從社會學的觀點去看,學校也是一個特定的社會組織,由不同年齡、社會及教育背景與個性的男女所組成。人皆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樂,能從這一個觀點去寫,才生動活潑,有血有淚。”(前言第11頁)

  

復次,本書體現了內史(教育史)和外史(社會史)的完美結合。教育史是一門專史,須受若干教育規律的制約,但這只是很狹小的一隅,在更大程度上,它要受到種種教育之外的社會歷史因素的制約。筆者一向以為,從歷史的背景去討論教育史問題,可以免去許多不著邊際的空談;而且教育史家應該抱有這樣的雄心:要能解決教育學家解釋不清的問題。要做到這一點,史家必須具有教育學的修養。從本書的整體情況來看,作者是有相當的教育學修養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 呂文浩 的專欄     進入專題: 清華大學  

本文責編:sunxuqian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213481.live),欄目:天益學術 > 教育學 > 教育史
本文鏈接:http://www.213481.live/data/119813.html
文章來源: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www.213481.live)。

1 推薦

在方框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多個郵件之間用半角逗號(,)分隔。

愛思想(aisixiang.com)網站為公益純學術網站,旨在推動學術繁榮、塑造社會精神。
凡本網首發及經作者授權但非首發的所有作品,版權歸作者本人所有。網絡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并保持完整,紙媒轉載請經本網或作者本人書面授權。
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愛思想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傳播,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若作者或版權人不愿被使用,請來函指出,本網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愛思想 京ICP備12007865號 京公網安備11010602120014號.
易康網
保本理财哪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