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之:孟子很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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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孟子  

陳行之 (進入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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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時期以來,我對“孔孟之道”一端的孔子(前551年-前479年)總是不怎么滿意,而對另一端的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卻很景仰。為什么會這樣呢?讓我們悄悄說吧:我覺得孔老人家心里太惦念他那個“仁”也太惦念“復禮”了,反倒阻礙或者說狹窄了他對人自身的理解;而在他死后將近一百年出現的孟子同志,由于世代的演變,對“復禮”這件事顯然沒有了那么高的熱情,這使得他能夠把相當多的精力集注到人本身,從而發展和豐富了中國儒學中至關重要的關于人的部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施仁政于民,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盡管他也經常把人歸到“仁”的政治倫理范疇來談論。你很難設想如果沒有孟子這位思想活躍且很獨到的同志,儒學還能夠如此完整如此疏闊如此深邃,換一句話說,沒有孟子的學說,中國儒學就將是缺胳膊短腿的,絕不會橫亙兩千多年而不衰,更不可能在構成所有中國人最基本人格底色的過程中發揮如此巨大而直接的作用。

   所以,我今天想說一說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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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小時候家里挺窮的,“孟母三遷”的故事就是佐證。假如不是這樣,有權有勢的娃他媽把娃送到專門為太子們開辦的學校——我小時候念小學的時候,在北京就有此類性質的學校——去混個文憑不就行了么?照樣吃香的喝辣的,即使智力有些殘缺甚至于僅只是酒囊飯袋,也不妨礙成為權勢人物,說不定還能混個君主當當呢,何至于為孩子的教育問題來來回回搬家呢!現在想起來,孟母這位婦女同志真是不簡單啊!

   好在娃很爭氣,盡管孟子后來帶著些遺憾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意思是我生得太晚,沒有機會成為孔先生的學生,我是從很多人那里學習到儒學的,也就是路子有點兒野,但這并沒有阻礙他成為那個時代最為著名的“學者”,即我們所說的“士”。千萬不要小看“士”這個名頭,那可絕不是虛的,絕不像如今某些官員喜歡舞文弄墨,結果弄了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博士頭銜,或者干脆成為了著名書法家、著名作家、著名學者什么的,不是這樣的。孟子之所以“著名”,是因其扎扎實實的學問,具體說是與他所處時代息息相關的關于國家與人的學問。你想啊,如果丫僅只是一個胸無點墨不擇手段善于鉆營的家伙,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社會名望,甚至被很多諸侯國君主尊為座上賓,向其請教治國理政的大道理呢?《孟子·滕文公下》就曾經記載說,孟子最得意風光的時候,出行講學的陣仗那可是相當大的,動輒“后車數十載,從者數百人”,真可謂前呼后擁也!此情此景后來你再看到過嗎?絕對看不到了!

   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名義上雖然為天下共主,在各諸侯國互相征伐的戰爭中卻早已名存實亡,完全喪失了統轄天下的資格。到了戰國中期,秦國、楚國、齊國、燕國、趙國、魏國、韓國等所謂的“戰國七雄”脫穎而出,這就意味著各國相互間的爭霸戰爭還將繼續下去,而爭霸的資本,沒有別的,就是國家必須盡快強盛起來。

   孟子雖然僅是個“士”,但“士志于道”(孔子:《論語·里仁》),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了這個大勢,他經由孔子的思想達成了自己對國家政治的見解,構建了自己的學說,他期望把這些見解說出來并推行天下,期望如孔子所言“以道事君”,通過“事君”讓君主按照符合“仁”的方式治理國家,結果他仿效孔子,也率領弟子周游列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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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遇到了一個好時代,別的不說,單就當時諸侯國國君乃至于卿相、大夫都有養“士”的風習來說,就已經是很獨特的了。這意味著即使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老九”也還沒有走,丫還被留著,沒有像后世代那樣把他們打入另冊,更沒有被踏上一只腳讓丫永世不得翻身,反之,他們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都還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孟子概括“士”的作用時,就曾經頗為自負地說:“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這絕非孟子輕狂,事實上,這在當時幾乎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共識了。有人說“士”這一階層的出現意味著中國擁有了最早的國家智囊團,我認為是有幾分道理的。道理不僅在于“智囊”,更在于“國家”,恰恰是后者出于國家的需要而非權力者的需要為前者提供了存在的保障,后者才得以蓬發出思想的力量。

   盡管這樣,用我們今人的觀點看,孟子地位再高,丫終究不過是在國家權力階序之外的一介白衣,是一個不占社會主流位置,說話沒什么遮攔的“公共知識分子”,而這位用思想行走因而總是顯得形跡可疑的家伙在當時非但沒有被國家權力集團搞臭,反而擁有了如此這般的地位和榮譽,難道不是一個很大的奇跡嗎?這個很大的奇跡在兩千多年前竟然就發生了,這里有沒有什么耐人尋味的原因呢?細想想,我覺得原因有二。

   原因一,孟子極為幸運地遇到了人類歷史上一個極為難得的黃金時代,即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概括的“軸心期時代”。這是一個什么時代呢?“這個時代確立了直至今天仍是我們思考范圍的基本范疇,創立了人類仍賴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雅思貝爾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1949年)這就是說,那個時代基本上確定了我們今天的思考范圍,我們今天談論的關于世界和人自身的所有問題,都被兩千多年以前的思想家思想過,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甚至可以說,人類精神世界的豐富深邃的原始內容,正是從那個璀璨時代中產生出來的。

   好好的,怎么就出現了這么一個令人驚異的時代呢?

   雅思貝爾斯解釋說,他是為了尋找理解歷史的工具才發現“軸心期”的,具體說就是為了尋找“一個為所有民族……進行歷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所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時期內和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的精神過程中,找到這個歷史軸心……”他發現,“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像中國一樣,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伊朗……希臘賢哲如云……在這數世紀內,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幾乎同時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互不知曉的地區發展起來。”(引文同上。對不起,譯文中文水準實在不敢恭維,只能大概其理解這些話的意思了。)我理解,所謂“三個互不知曉的地區”,是指它們是彼此隔絕的,既沒有在地理上被人的活動所打通,亦沒有在更高層次上建立起文明的交流,在這樣的條件下,竟然幾乎在同一時間出現了文明的爆發式增長,是不是有些神秘?是不是讓人感到特別興奮?可以這么說,軸心期時代是人類智慧大爆發的時代,是開放的時代,更是給人類最重要的精神活動即思想活動預留了不容干預的神圣地位的時代。

   這個所謂的“軸心期時代”,在中國如前所述正是春秋戰國時期。也可以這樣表述: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是以人類事件為背景的中國事件,是含蓄在人類事件中的中國事件,這一事件的核心是出現了思想以及思想著的人,思想第一次成為了構成物質社會的精神因子,它們從此彼此糾結再也不可相離。春秋戰國時期所發生的這種社會演變,甚至不因周天子統領天下的威權正在被毀壞、諸侯國為了爭霸彼此爭勇斗狠,戰爭狼煙遍布大地而減弱,相反,正是得益于這種社會混亂,思想才得以在沒有國家權力約束(社會失序)的狀態下進行著思想,智慧正是在這種紛亂不堪的社會景況下爆炸性地豐富著智慧!甚至可以說,正是在所謂的“亂世”之中,思想家才用思想在歷史幕布上完成了他們對時代篇章的宏闊書寫——還有比這更令人激奮、令人賞心悅目的事情嗎?!盡管雅思貝爾斯說到中國時沒有具體列及孟子的名字,但這個極為優秀的同志是被包含在先秦諸子百家之中的,就其思想分量和歷史地位來說,被后人封為“亞圣”的孟子毫無疑問是這個偉大群體中的佼佼者,是有幸參與了中華民族最初精神創造的人。

   原因二,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還處在出現國家大一統局面的前夜,作為國家大一統標識的“暴秦”還在未來很遠地方準備著承接歷史的重任,歷史在這短暫的甚至有些偶然的縫隙間,終于給人思索人提供了極為難得的機會與條件。梁啟超先生用富于詩意與激情的筆觸描寫過那個偉大的時代:“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并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于廣野;如火山乍裂,熱石競飛于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跡也。”(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1902年)導致這一切發生的“極為難得的機會與條件”的出現,我認為甚至比雅思貝爾斯所謂的“軸心期”更加重要。為什么這么說呢?

   這是因為,某一特定世代的出現往往潛含著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緣由,不管你主觀愿望如何,該來的它自然就會來,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而有利于人的發現和人的發展的歷史機緣的出現,卻往往帶有偶然性或者或然性,它可以出現,也可以不出現,說不準的。有幸的是,在中國,它出現了,這意味著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江河之中,人有意無意間觸發了某種社會演變機制,造就出了完全不同的社會樣態。換一句話說,創造歷史的人并不是必然出現的,“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緣由”與“人的發現和人的發展的歷史機緣”可遇不可求,相對來說,后者更加難得,它是奢侈品,不是隨便就可以遇到的。“春秋戰國”、“先秦”作為特定的歷史時段,就其社會政治特征來說,在中國是極為罕見的,與此世代密不可分的各種流派、各種思想大家的出現,是中國的幸運;反過來說,這個世代也是各種流派、各種思想大家包括孟子同志的幸運。

   作為知識分子,以后他們可就沒有那么幸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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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超先生認為以禁錮思想為基本特征的大一統社會始于秦漢,這一點目前已為學界所共識。自秦漢以后,中國這塊土地雖然也有王朝傾頹、朝綱混亂的時期,也有所謂××盛世、××之治的時期,但就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來說,再也沒有出現過春秋戰國時期那種大狗(君主及其統治集團)叫、小狗(士及其庶民)也叫的大好局面,兩千多年以來,自由思想和思想自由一直是既奢侈又危險的事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思想的大規模禁錮與滅失,常常并不是社會動亂綱常失范之際,反而是國家統一、國力強盛之時,這種讓人迷惑的特點,近幾百年以來,越來越為人所矚目了。

   關于思想在大一統局面下的艱難處境,梁啟超分析道:“而其所最不幸者,則建設之主動力,非由學者而由帝王也。帝王既私天下,則其所以保之者,莫亟于靖人心。事雜言龐,各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人心之所以滋動也。于是乎靖之之數,莫若取學術思想而一之。故凡專制之世,必禁言論、思想之自由。”(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1902年)我認為梁先生把話說到了點子上,尤其“故凡專制之世必禁言論思想之自由”這句話,真乃經世致用之言爾,現如今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難從這簡單話語中體驗到似曾相識的苦澀況味。

   如此說來,我說兩千多年前那位叫孟子的同志以及許許多多與他類似的同志很幸運,還真不是矯情,他們幸運地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語見《孟子·盡心上》)的襟懷入世于國家政治,幸運地去周游列國傳布自己的思想,說服各諸侯國君主以“仁”治國,想方設法讓國家強盛起來,讓人民幸福起來……當他們的理想被現實抵觸之時,他們沒有遭遇很大的禍事,更沒有掉腦袋,反之,他們竟然還有退路,退而講學,遠離國家權力,著書立說,由此中華民族才擁有了《論語》、《孟子》之類的精神文化瑰寶。這個一去不再復返的偉大時代,當然值得我們感到驕傲和自豪,就像梁啟超先生曾經感到驕傲和自豪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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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心的人會發現,我們擁有的些古代文化典籍,用大量篇幅論述政治倫理和道德倫理,然而就深入程度來說,前者要遠遠大于或重于后者。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先秦諸子百家奠定了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的脈流,奠定了中國人的精神底色,積極也罷,消極也罷,輕松也罷,沉重也罷,你只要是中國人,就必定打著中國文化的烙印,就像一個人離不開自己的身體,你永遠離不開使你成為中國人的這些東西,而賦予你這些東西的人,除了孔子,還有孟子,還有無數用精神站立,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殫精竭慮進行過思想的人。

   你當然可以指責說這些人的思想不夠先進不夠積極,他們的某些主張(“克己復禮”“三綱五常”之類)甚至給我們壓上了至今無法卸脫的精神重負,他們帶給我們的創傷直到今天還在滲血,但是你無法否認,正是這些人在那個獨特時代的精神創造,使中華民族以其他民族難以望其項背的豐富與深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已達兩千五百多年之久,這里必定有獨屬于他們的天啟般的睿智,我們這些后人全都沐澤在他們的思想甘霖之中;他們讓我們知道了我們擁有什么,我們還缺失什么,我們還需要什么。正是在這種看上去無意識的思辨中,我們才成其為了我們,一種活在當下,在現世行走,任何陶醉和憧憬都不能寬慰的現世之在。

  

   20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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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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