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象:社會反思也需要假設——“如果……”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877 次 更新時間:2020-02-07 14:10:59

蕭象  

   蕭象:社會反思也需要假設——“如果……”

   當我們談論歷史問題,就某一具體歷史事件嘗試引入一種曾被忽視了的歷史因素,從而設想提出另一種歷史發展的可能性時,常有不以為然者以“歷史不能改變,也沒有假設”打斷話題,使討論無法繼續與深入。

   但我們知道,所謂“歷史沒有假設”其實是經不起推敲,很可值得商量的。歷史誠然不能改變,此“歷史”指的是已然發生了的歷史事實,自是無法改變。而“歷史沒有假設”,這時的“歷史”業已抽象,說的是歷史討論與研究的對象物,是可以假設的。也就是說,在歷史討論與研究中,是需要也離不開假設的。這種假設,作為一種方法,不僅可以拓展歷史思路,開闊歷史視野,同時也能夠讓人們看到歷史的豐富、多樣和可能,并由此認識到歷史生成、選擇與發展的多變與偶然。

   當然,假設也并不是無中生有,憑空想象,而是依據于當時真實存在卻被忽視了的歷史因素,把它作為一種重要因素而重新激活,按照歷史邏輯推演出另一種不同的歷史可能性。例如,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1959年廬山會議是一重要節點,后人討論這一歷史事件,探究原因時,就不可能不提出這么一種歷史設想,或者說歷史思路——如果彭德懷為民請愿的建議書得到采納,受到重視,又會是怎樣的結果?按照歷史發展邏輯,如是,中央就會加大糾左力度,采取收縮降溫政策,而不是繼續發燒,火上添油,那么,后來很可能就不會出現不可收拾的嚴重局面,饑饉程度和餓死人數都會大為降低。

   顯而易見,“如果……”句式的假設,于歷史研究不可或缺,于歷史反思亦十分重要。

   歷史反思是如此,社會反思又何嘗不是如此。

   當下正在發生的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華中,波及全國乃至全球,是繼2003年薩斯之后又一場危及人們生命與健康的公共衛生緊急重大事件。在追蹤溯源探尋疫情何以如此發生時,輿論無不提到“8名造謠者”。

   去年12月30日武漢8名市民在微信群發布有關新型肺炎的信息,公安機關以“造謠”罪名對其傳訊和訓誡,央視新聞也作為造謠典型予以曝光。實際上,這8名“造謠者”全是醫生。而其所謂謠言,從微信截圖可知:一、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最近消息是,冠狀病毒感染確定了,正在進行病毒分型;二、近期不要到華南海鮮市場去,那里現在發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類似非典),今天我們醫院已收治了多例華南海鮮市場的肺炎病人。大家注意戴口罩和通風。

   17年前的2003年春季,SARS爆發,北京疫情也相當嚴重。蔣彥永醫生了解到僅309醫院一處就有了近60例病患,死亡人數達到五六例,而衛生部長在央視焦點訪談卻稱,北京的SARS患者只有12人,死者3人。蔣彥永為真相被刻意掩蓋感到吃驚和憤怒。經過進一步調查確證后,他致函央視和鳳凰衛視,反映疫情真相,惜未播出。其后接受聞訊采訪的國外媒體,北京疫情始得以公開披露,引起中央高層高度關注,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被撤換,北京抗擊SARS從此走上正軌。

   在英國,警察發現有罪案發生時會以吹哨來喚起同伴和民眾的注意。這一行為引申到社會學領域,人們將那些揭示事件真相,揭露社會丑聞和弊端,以喚起民眾關注的人稱為“吹哨人”。武漢8名“造謠”醫生,同蔣彥永一樣,無疑是武漢疫情的“吹哨人”。非常遺憾,8名醫生沒有前輩蔣彥永那樣幸運,他們的哨聲剛一發出即被消聲,未能傳播出去,為廣大的民眾所知曉所關注。也因此,武漢的命運比當年北京更悲催。

   據肺炎地圖,截止本文寫作時的2月7日11時30分,武漢確診病例11618,死亡535。在這里,我們也不妨設想,如果8名醫生關于新型肺炎的消息未被作為“謠言”處理,而是一傳十、十傳百,以當今互聯網信息的高速傳播,不出三至五天就會遍及武漢全城,那么,武漢又是怎樣的情形呢?如是這樣,可以肯定,接下來:一、以當年SARS的高傳染性和致命率,人們對其聞而色變,仍有后怕,自會引起高度警惕與防范(如“謠言”所提示的,戴口罩;當然也免不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二、大規模的網上輿情和民眾一定程度的恐慌,逼迫、促使當地政府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視,直面疫情,采取對策,出臺方案,制定防范措施,時間當在一月初或上旬,而不是如今的一月下旬。這提前了十天半個月時間的防范舉措,正是防范疫情擴散的最佳黃金期,可以阻斷因無知流動而帶來的潛在感染,當以成千上萬計,如此,其后續發展也就大致可在掌控之中,而斷不會出現像今天這樣如此被動、失控的恐怖局面。

   其實,從媒體梳理可知,12月1日金銀潭醫院已收治首例病人,10日另有3人發病,30日武漢衛健委發布內部通知:武漢出現不明肺炎,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31日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抵達武漢,同日武漢衛健委公開通報27例不明肺炎。這就是說,武漢政府部門對對疫情信息其實是有充足了解的。

   那么,明知已有類似SARS的疫情出現,政府有關部門何以還要將傳播有關這一疫情信息的8名醫生視為“造謠”而處理呢?

   原因固有多種,如維穩第一的社會管治要求,報喜不報憂的信息輿情偏好,但歸根結底,乃是憲法第35條規定的“言論自由”的虛置與缺失。言論自由于正常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有識之士已述備矣,這里,另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的一段話,作為借鏡,也作為本文結束:“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阿馬蒂亞·森有力的證明了,饑荒不可能在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度出現。因為并非食物總體上的缺乏導致了饑荒,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貧窮地區的窮人缺少獲得食物的途徑。而言論自由可以將這些問題曝光,問題一旦曝光,輿論和公眾都無法再容忍政府對這些問題無動于衷。”

  

   2020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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