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沒有信息的自由流動,就無法管理風險社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908 次 更新時間:2020-02-10 09: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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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進入專欄)  

  

   4月26日,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30周年。1986年4月26日凌晨1時23分,在前蘇聯烏克蘭普里皮亞季市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一場拙劣的技術試驗引發了石墨著火,爆炸擊穿屋頂,50噸放射性燃料進入大氣層。瞬間,一道強烈的藍白光線射向夜空,那道光比電影場景還美,人們竟抱著孩子,涌出家門來觀看這異象。

   他們不知道自己看到的實際上是一幅末日異象,因為切爾諾比利核事故是歷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也是人類迄今最慘烈的科技悲劇。

   這次災難所釋放出的輻射線劑量是二戰時期爆炸于廣島的原子彈的400倍以上。核輻射塵污染過的云層飄往前蘇聯西部的部分地區、西歐、東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不列顛群島和北美東部部分地區。烏克蘭、白俄羅斯及俄羅斯境內均受到嚴重的核污染,超過336,000名居民被迫撤離。引發的死亡和長期的健康影響在30年之后還是爭議極大的話題。

   一個數字估計,近400萬人受到切爾諾貝利輻射影響,他們和他們的后代將為此遭受毀滅性的后果。而在事故中心地,大自然接管了一切,唯有麋鹿、羊和野豬在奔跑,因為要過數萬年以后,這里才會重新適合人類居住。

   經濟上,這場災難總共損失大概二十兆美元(已計算通貨膨脹),是近代歷史中代價最昂貴的災難事件。政治上,災難發生于前蘇聯在世界上仍舉足輕重的時期,蘇聯社會的表面平靜突然被打破:在祖國的技術奇跡被大肆吹噓的年代,事情竟然可能出大錯。

   可以說,作為一起無數人為之受難、卻無人為之負責的事故,切爾諾貝利核災難敲響了前蘇聯的喪鐘。蘇聯當局被迫改變過去的強硬路線,事故發生五年后,前蘇聯轟然解體。

   在白俄羅斯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的非虛構著作《切爾諾貝利的悲鳴:核災難口述史》中,一個救治切爾諾貝利兒童項目的負責人說:“那個偉大的帝國瓦解了,四分五裂。首先是阿富汗,然后是切爾諾貝利。當這個帝國倒下后,我們發現自己一直都是一個人。”

   對切爾諾貝利災難,有各種各樣的原因總結:有人歸之于反應堆設計缺陷,有人歸之于行業管理不善,更有人上升到前蘇聯的體制:核電站從設計、管理到日常運營都極度草率馬虎,是蘇聯高度僵化和無能的官僚體制種下了惡果。

   災難固然可怕,更令人感覺荒誕的是政府在災難發生后的信息處理方式。

   雖然時值戈爾巴喬夫剛剛提出“公開性”的時期,人們還是在上級長官的行為而不是在媒體的報道中尋求真相。

   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研究所的首席工程師克哈諾夫去到隔離區,發現當地的農民依然在種地,婦女依舊在哺乳,孩子們一如既往地坐在沙坑里玩耍。食物被放置在露天環境里,它們已經稱不上是食物了,而是輻射污染的副產品。

   他問領導該怎么辦。領導回答說:“帶上你們的測量結果。看電視。”而在電視上,戈爾巴喬夫安撫民眾說:“我們已經迅速采取了行動。”

   當黨領導服著碘片到現場視察時,有人確保他們在專門新鋪的三層瀝青上邁動方步,而同一時刻,當地儲存的700千克濃縮碘卻被鎖在倉庫里,沒人敢拿出來發放給民眾用于防輻射。原因是?沒有收到上級長官的命令。

   國家安排投放到當地的防毒面具,也沒有發放給民眾。為什么?地方官員解釋:為了避免造成恐慌。一位大學教師回憶:“事故發生后的最初幾天,圖書館里所有關于輻射、關于廣島和長崎的書,甚至就連有關X射線的書都消失了。有人說這是從上面傳達下來的命令,如此一來,人們就不會恐慌了。”

   政府甚至要求醫療人員在對被核輻射感染的志愿清理者的診斷中,不要使用“急性輻射綜合癥”,而是用其他術語代替。

   甚至災難一開始都是由外國人首先披露的。

   瑞典核電站工作人員首先測到他們的工作服上出現了放射性粒子,追蹤其來源,發現位于烏克蘭-白俄羅斯邊境。在污染云層向西部和北部大肆飄散的時候,蘇聯官方毫無動靜。將近三天之后,塔斯社才發布了一條簡訊,承認事故的發生。蘇聯也因此喪失了快速獲得國際救援的機會。

   一名當時的核能研究所所長對阿列克謝耶維奇說:“這是一個權力的國家,而不是人民的國家。國家永遠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輕如鴻毛,幾乎沒有任何價值……人民對上級領導的畏懼遠勝于對原子的恐懼。每個人都在等待上級下達指令,他們在等待上級的電話,可是沒有一個人主動地為自己做點什么……”

   另一位口述者說:“收音機里什么都沒說,報紙也一樣。可是蜜蜂知道。有兩天,它們沒有一只飛出來。”

   當局派出了軍隊,他們帶著槍,但是靶子是什么呢?難道是飽受污染的紅樹林?克格勃也在污染區展開搜捕,為的是發現那些不存在的敵人:顛覆國家政權的人和外國特務。

   記者之后的調查表明,干部的孩子早早就被疏散了,而一些工作人員在工廠死去,因為他們沒有被下令離開。

   從信息流通的角度來看,在一個技術社會里,廣泛的秘密性最終會導致事故的發生和惡化;為了避免技術和社會災難,自由的信息交流是必須的。過度保密是所有集權主義政權的特點,也是其主要弱點之一。

   前蘇聯當局在事故后的掩蓋行為,出發點是為了防止恐慌,但卻在民眾心頭留下嚴重的不安,增加了他們對其他事故的長期關注。也就是說,一起事故發生后,盡管讓公眾停留在黑暗中可能會在短期內有所幫助,但長期來講卻會令公共事故的關注度大為增加。它給一個國家留下的創傷更多體現在不可見的一面:政府公信力的喪失,民眾的懷疑與恐懼,對缺乏透明度的痛恨,點點滴滴匯聚到一起,造成了前蘇聯的一個根本性的裂紋,而這道裂紋終于無法彌合。

   歸根結底,切爾諾貝利代表了蘇聯公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的根本性轉變。爆炸發生前,大多數蘇聯人都并非心懷不滿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相信蘇聯體制,原諒它的缺陷,認定在其范圍內可以實現更加美好的未來。但切爾諾貝利之后,這個體制不僅看起來可能是無法彌補的,而且充滿了巨大的危險。因為每一個公民的安全都危在旦夕。

   戈爾巴喬夫后來說,他認為切爾諾貝利災難是往蘇聯這副巨棺上釘的一顆大釘子。如果戈爾巴喬夫的說法是準確的,切爾諾貝利代表著蘇維埃國家最后的歸宿,這個國家最終被自由表達的力量所瓦解。令人悲哀的是,竟然需要一次核爆炸才能釋放這股力量。

   切爾諾貝利之后,蘇聯在崩潰前還掙扎了好幾年。1991年圣誕夜,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緩緩降下,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之一從地球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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