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為美學補信仰之維、愛之維:從王國維"接著講"

————在闡釋中理解當代生命美學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79 次 更新時間:2020-02-15 11:47:10

進入專題: 王國維   魯迅   神性  

潘知常 (進入專欄)  

                                       

為美學補信仰之維、愛之維:從王國維"接著講"

——在闡釋中理解當代生命美學


 潘知常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210093)

      

   內容提要:在中國美學中,不論是儒家美學的“德性”還是道家美學的“天性”或者玄學美學的“自性”和禪宗美學的“佛性”,都是要“拂”去,“避”開、“化”解、“空”掉真實的人性,從曹雪芹開始,才開始試圖為中國美學補“情性”(即真實的人性),王國維的為中國美學補“欲望”,魯迅的為中國美學補“反抗”,更是重大的突破。這意味著:中國美學終于意識到審美活動與個體生命活動密切相關,意識到個體生命活動只有通過審美活動才能夠得到顯現、敞開,審美活動也只有作為個體生命活動的對應才有意義這一美學之為美學的根本奧秘。然而,由于中國美學缺乏信仰之維、愛之維,王國維、魯迅的思考又至今未能完成。,因此,應該接著王國維、魯迅講,為中國美學補上信仰之維、愛之維。思入神性,為信仰而絕望,為愛而痛苦,這就是中國美學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德性  天性  自性  佛性  情性  欲望  反抗  神性

  

   在中國20世紀的美學歷程中,王國維、魯迅……都是令人心動的名字,而與他們的名字一同進入我們的視野的生命美學,更是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它與西方的現代美學(尤其是現象學美學)傳統、中國美學傳統一同,構成了美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理論資源。因此,越是日益沉浸其中,我就越是發現:這實在是一座美學的富饒的金礦。

   遺憾的是,今人不讀王國維、魯迅之書者寡,但是,能夠深入把握其中深意者也寡。以至百年后的今天,王國維、魯迅的“超前”與今人的“滯后”之間的反差對比之大,仍舊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從“境界說”的角度研究王國維,從“美的圈”、“真實的圈”與“前進的圈”的角度研究魯迅,就是兩個最常見的例子。這實在令人涕笑皆非。實在無法想象,他們的思想竟會如此簡單,如此傳統。倘若果真如此,那么他們的思想竟然會在百年中國美學的歷程中始終保持著巨大的魅力,始終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學人,就實在是一件咄咄怪事。

   王國維、魯迅的“超前”之處,在于他們早在上個世紀之初,就以天才的敏銳洞察到美學轉向的大潮,并且直探美學的現代底蘊。他們都有著“無量悲哀”,有著殊異的哲學氣質,都不是中國歷史上所常見的高蹈者、逍遙者,而是“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憂生孤苦,衣帶漸寬,固守著生命的感悟,洞察著人生悲劇,并且敢于把他們的獨得之秘公諸于世。這獨得之秘,就是審美活動與個體生命活動密切相關。個體生命活動只有通過審美活動才能夠得到顯現、敞開,審美活動也只有作為個體生命活動的對應才有意義。可惜,領受這獨得之秘十分不易,他們也因此而往往被視做異類,或者往往被誤解、曲解。

   以王國維為例,作為世紀第一學人,他在20世紀中國美學史中的出現,堪稱奇跡。他“體素贏弱,性復憂郁,人生之問題,日往復于前。”[1]而“人生之問題”的核心,就是:“憂生”。這無異中國美學歷史中“石破天驚”的千古一問。個體的生命存在如何可能?就是與“憂生”俱來的生命困惑。“憂與生來詎有端”,《人間詞》的115闕中,“人間”就出現了38次,“夢”出現了28次。“側身世界苦拘攣”,"強顏入世苦支離","暗淡誰能知汝恨","人間事事不堪憑,但除卻無憑二字","人間總是堪疑處,唯有茲疑不可疑"……這一切更令他念念不忘。不難看出,正是時代的巨手,撩開了人性的面紗,才使得個體的生命存在艱難地露出了冰山一角。王國維的過人之處,就在于率先把握住了這樣一個世紀性的主題,并且努力為之命名。在他看來,“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望與生活、苦痛,三者一而已矣。”[2]欲望竟然成為與生俱來的本體,當屬開天辟地。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人性的覺醒、個體的覺醒的開端。而且,也正是因為從個體出發,生命的痛苦、凄美、沉郁、悲歡才有史以來第一次進入思想的世界。然而,此“欲”綿綿,永無絕期。

   “人生者,如鐘表之擺,實往復于痛苦與倦厭之間者也”。[3]那么,"息肩之所"、"解脫之鼎"安在?痛苦既深,必求所以慰藉之道。一勞永易的辦法,只有自殺。痛苦的來源既然是欲望,那么解決的方法就只有使之徹底消失。至于暫時的解脫,固然有人世的快樂,但是"人世有限之快樂其不足慰藉彼也明矣",這就"不得不反而求諸自己"[4]于是審美活動就應運而生。“唯美之為物,不與吾人之利害相關系,而吾人觀美時,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5]它雖無法帶來"永遠的平靜",但是卻可以帶來瞬間的超越。“役夫之晝”被轉換成“國君之夜。由此,所謂審美活動,在王國維看來,就成為個體生存的對應之物。"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豈不以其有純粹之知識與微妙之感情哉",[6]此說一出,令人醍醐灌頂,耳目為之一新。而王國維本人的區別“自道身世之戚”與“儼有釋伽、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區別“政治家之眼”與

   “詩人之眼”、 區別“詩人之憂世也”與“詩人之憂生也”,以及對于 "天才"說中的無功利眼光、赤子之心、"無用"說中的嗜好、“游戲”說、"古雅"中的傳統趣味、"境界"說中的"血書"情結的剖析,也都給出了審美活動的現代內涵,預示著生命美學的誕生,給我們以深刻的啟迪。

   在中國20世紀美學的歷史中,最具開創性者,除了王國維,只有魯迅。他所堅持的,仍舊是“憂生”的思路。對于"鶩外者",他始終不感興趣,而是力主"轉而趣內"。他提出:要把“主觀與自覺之生活”與“客觀夢幻之世界”區別開,“去現實物質與自然之藩,以就其本有心靈之域;知精神現象實人類生活之極顛,非發揮其輝光,于人生為無當;而張大個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義也。”[7]唯一真實的,是“思慮動作,咸離外物,獨往來于自心之天地”,

   因此應該“以是為二十世紀文化始基”。而這就把個體、主觀、選擇的重要性提到了相當的高度。“立我性為絕對之自由者也”, “惟此自性,即造物主”, "夜草,根本不深,花葉本不美",這,就是人生;"秋后要有春",但是"春后還是秋",這也是人生。魯迅沒有像王國維那樣悲觀絕望,而是不惜以反抗去面對絕望。"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峽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E"[8]他那“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由此,魯迅對于審美活動也作出了創造性的全新闡釋:倘若“過客”可以用來宣喻人生、那么“行路”就可以用來指稱美學。于王國維一樣,魯迅也把審美活動作為個體生命的對應,但是不同的是,魯迅沒有在把審美活動看作解脫,而是看作苦難人生的強化。個體生命通過它以“領會天國之極樂”、“地獄之大苦惱”。

   這無疑嚴格區別于傳統的“載道”、“游戲”,而成為一種生命活動的最高方式,正如魯迅所說:“由純文學上言之,則以一切美術之本質,皆在使觀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文章為美術之一,質當亦然,與個人暨邦國之存,無所系屬,實利離盡,究理弗存。”[9]

   對于王國維、魯迅的美學思想加以全面的深入考察無疑并非本文的任務。然而,通過以上的簡單討論,我們應該也不難看到:在20世紀中國美學的歷程中,王國維、魯迅的開拓之功何其巨大。他們并非黃昏才起飛的貓頭鷹,而是早在暗夜中就高高飛翔的夜鶯——不無痛苦的夜鶯。他們對于人性、審美的創造性理解,都是作為問題而存在的的思想,都是偉大的提問、敏銳的預見,其中存在著思想的巨大張力與多元對話的恢弘空間。而他們的最大的成功,或許應該說,就是找到了“憂生”這個邏輯起點(“憂生”既是美學的創造動因,也是美學的根本靈魂),從個體生命活動出發對審美活動加以闡釋,就正是王國維、魯迅所饋贈我們的獨得之秘。倘若我們由此振戈而上,大膽叩問生命,就肯定會有美學的進步;倘若我們由此倒戈而退,不再叩問生命,就肯定會一事無成。

   然而,歷史的發展卻偏偏與我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面對王國維、魯迅所開創的彌可珍貴的生命話語,能夠在其中“呼吸領會者”,在20世紀的中國,竟然寥寥無幾。以李澤厚的實踐美學為標志,20世紀中國美學最終轉向的仍舊是“憂世”的陷阱!葉嘉瑩先生不無痛心地說:"如果社會主義時代的學者,其對學術之見地,和在學術研究上所享有的自由,較之生于軍閥混戰之時代的靜安先生還有所不如,那實在是極大的恥辱和諷刺。"[10]此話或許言重,但是無論如何,20世紀中國美學的不盡如人意完全可以從“憂生”起點的迷失得到深入的解釋。[11]而且,只要我們考察一下王國維與叔本華(中國美學的起點正是從與西方現代美學的對話開始)、魯迅與尼采、宗白華與歌德、朱光潛與克羅齊、李澤厚與黑格爾(李澤厚為什么反而會退回到西方傳統美學,其中的奧秘頗值深究),世紀末的生命美學與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現象學美學……這一系列循環往復的血脈相聯的思想歷程,考察一下從朱光潛到李澤厚的從西方現代美學(以及中國美學傳統的)的倒戈而退,考察一下20世紀中國美學的百年歷程所走過的從“憂生”美學(生命美學)到“憂世”美學(反映論美學、實踐美學)再到“憂生”美學(生命美學)與“憂世”美學(反映論美學、實踐美學)的彼此勢均力敵甚至開始逐漸勝出的艱難曲折進程,考察一下經歷了最為早出但又最早衰落(實際是被人為地貶到邊緣,其中的過程頗值探詢)的曲曲折折,生命美學如何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才終于得以再次走上美學的前臺,平庸的美學論壇也才因此而重獲神圣的尊嚴……就可以意識到我們所蒙受的“恥辱和諷刺”是何等的令人痛心!

不過,我們也毋須悲觀,生命美學并不是哪一個人的心血來潮,而是美學先知從美學王國中竊得的思想火種;生命美學也并不是哪一個人著書立說的結果,而是百年中國美學所艱難開掘出的最為寶貴的理論資源。思想的火種是不會熄滅的。由此我想到:陳寅恪先生1923年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寫道:“佛教經典云:‘佛為一大事姻緣出現于世。’中國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姻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在此,陳先生稱新儒學的出現為“大事姻緣”,顯然是以之作為先秦兩漢魏晉隋唐學術思想發展的最后高峰(熊十力也曾經把釋迦牟尼的出現慧眼獨具地稱之為“一大事因緣出世”),那么,從王國維開始的生命美學思潮是否也是百年中國美學歷程中的“大事因緣”呢?歷史終將對這一問題作出回答。但無論如何,作為后來者,為此而孜孜努力,卻實在應當是一種理所當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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