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衛生文存》與《環境文存》序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6 次 更新時間:2020-02-15 20: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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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楯 (進入專欄)  

  

   哀莫大于心死。這,即是我此時的境況,我已經不想對現況說任何話了——在己亥歲末、庚子正月的時候。

   兩個小冊子,分別收入我在衛生與環境方面的一些文字。

   我主張一種“大公共衛生”概念——主張環境-生態保護、食品安全和公共衛生是相關聯的一個整體,與之對應的是人的健康權。

   作為法學家和社會學家,我涉足衛生領域,是從艾滋病的防治開始的,時間是在1989年。當時協和醫科大學的張孔來教授找到我和潘綏銘、陳一筠,說是艾滋病的防治需要社會學家參與。1990年參加了中國政府和世衛組織的一個會。間隔了數年,1998年開始參與后來的《艾滋病防治條例》的起草工作(《艾滋病防治條例》在2006年作為行政法規開始施行)。接著是中英項目啟動,景軍回國。那時,我也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到了清華大學。開始在實際上主持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政策研究所的工作。在清華,先后召開過兩次社會科學與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討會,在清華法學院,持續舉辦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法制辦的司局級官員、艾滋病感染者及易感人群、醫生、市民,及學科背景不同、主張各異的專家等參與的艾滋病防治模擬立法聽證會,并在后來提出了《艾滋病防治法·專家建議稿》(后來,在2015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模擬立法聽證 以艾滋病防治立法為例》)。2001年,中國政府舉辦有1800名正式代表,2300人參會的“第一屆中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會”,我擔任會議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此前后,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和中國外經貿部、衛生部預防醫學科學院之請,用了6個月時間,作《法律評估:艾滋病防治》報告(聯合國出版物版權頁待查)。2004年,受聘擔任衛生部艾滋病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2010年,受聘擔任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專家委員會艾滋病與性病防治分委會委員。其間,又任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常務理事和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法律政策工作委員會主任。數次參與衛生部或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辦公室與聯合國艾滋病中國專題組及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發起組織(先是九個,后是十個)合作進行的艾滋病疫情預測;參與血友病人因使用國資委屬下企業用污血制成血制品感染艾滋病事的調查與處置(向國家總理提出的報告計9萬字,證據337件,計1362頁);作為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專家調處全球基金中國國家協調委員會草根組織代表選舉紛爭及為2007年選舉提供技術支持(報告11萬字;選舉觀察,109萬字)。在這一時期,還為中央黨校等及政府的、國際組織和國外組織的、民間組織的艾滋病防治項目做培訓,參與編寫了中央黨校的艾滋病防治培訓教材,主持編輯了《艾滋病防治法律法規文件匯編》(290萬字),編纂了《艾滋病防治法典》(114萬字)。

   我與艾滋病防治相關的文字編為《艾滋病防治文存》(77萬字),已出版的有《艾滋病在中國 法律評估與事實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面對艾滋病——200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艾滋病與人權——疾病防治與就業平等》、《艾滋病與人權——生存、醫療保障與尊嚴,及公眾參與》(法律出版社,2012年)、《艾滋病與人權 感染者和醫生等的生命權、健康權及立法建議和法律評估》(法律出版社,2013年)。未能出版的有的《通過艾滋,認識中國》(《自選集》),撰寫、編輯未完成的有《艾滋病防治與社會發展和人類發展報告》(各方面專家幾十人參與撰寫,已完成部分30萬字)。

   我在2004年在國家圖書館做題為《清醒認識艾滋病》的報告,批評衛生部系統及專家在中國艾滋病的傳播情形上向決策者提供完全錯誤的數據,及對傳播趨向和后果的的誤判,后發表文章《中國艾滋病感染者:1000萬?70萬?》;在2006年完成提交給世界艾滋病大會的報告——《錯誤的對中國艾滋病問題的認知、解釋和政策回應——來自外部的對中國政策的誤導和中國對外部政策倡導的誤讀》(后收入《己卯以來雜稿》(法律出版社,2007年)、《艾滋病與人權——生存、醫療保障與尊嚴,及公眾參與》(法律出版社,2012年))。

   這些報告發布后,在國內、外都沒有人反駁,但也幾乎沒有反響,好像我什么也沒有說。

   2003年初,SARS自廣東傳入港、臺、北京等地,及東南亞、澳大利亞,及歐、美二十多個國家。4月12日世衛組織將北京列為疫區,17日,政治局常委舉行會議,20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將北京的疫情報告從37例增至339例,宣布免去時任北京市長和衛生部長的職務,一些發現有人感染的樓區封閉,學校停課,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被打亂。SARS的流行,使我的關注點更多地涉及到公共衛生領域。5月,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和國家圖書館信息服務中心合作制作的“迎戰SARS與AIDS”網頁開通。在我的不完整的工作記錄中,至少在6月25日,國務院法制辦就召開了《傳染病防治法》(修訂)專家研討會,我參加了這次會議,并參與了此前后衛生部、國務院法制辦和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等為修訂《傳染病防治法》的一系列會議(《傳染病防治法》的修訂于2004年8月28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并于當年的12月1日開始施行)。

   SARS流行時顯現出中國的諸多問題,引人思考。當SARS在北京的新感染報告雖已減少但仍有出現時,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召開了有在當時才任校長不久的顧秉林參加的會議,會議采納了我、景軍和李希光及清華教育基金會提出的在年底召開“AIDS與SARS國際論壇”的建議。后,清華教育基金會北美籌款人開始緊張地為會議籌款。8月,我陪美國“雞尾酒療法”發明人何大一教授等去河南鄭州及駐馬店市和上蔡縣及文樓村,河南省副省長、省衛生廳和駐馬店市市長、上蔡縣縣長及河南省疾控系統接待。由此,為何大一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后來參加在北京舉行的清華大學“AIDS與SARS國際論壇”,及蓋茨基金會的進入,進一步疏通了道路。10月12日,清華大學“AIDS與SARS國際論壇”及“艾滋病防治: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網頁開始運行。11月10日,清華大學“SARS與AIDS國際論壇”在北京舉辦,政府官員、企業界代表、社會活動家、志愿者和非政府組織、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研究者、新聞傳媒記者、國際組織、外國在華機構的官員350人參加了會議。會議除主會場外,設預防、治療、關愛、政策法律和新聞媒體五個論壇。新浪為會議做了直播。

   11月15日,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政策研究所舉辦第六期社會政策論壇,議題為:醫療體制和公共衛生問題。衛生部法規與監督司和疾病控制司、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改委宏觀院、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香港中文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官員和研究者十余人參加了會議。

   由我主持,在國家圖書館舉辦的面向公眾的學術報告(“華睿講堂”,又名“月涵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在此前后也有四期題目涉及衛生。這就是由劉遠立博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衛生經濟學博士;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講的“健康保障在中國:挑戰與機遇”,由王紹光博士(美國康乃爾大學政治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講的“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及我講的“艾滋病與法律和公共政策”和“清醒認識艾滋病”。

   SARS期間,國家疾病防治控制中心的首席專家曾光教授為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課。后,由人民出版社編輯為黨政官員閱讀的《資政文庫》請曾光主編《中國公共衛生與健康新思維》(《中國公共衛生與健康新思維》,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約我寫一篇文章,于是就有了《健康權:人權法與憲政的視角》。后來,我以此題在清華大學法學院為碩士生和博士生開衛生法課。后,又在清華大學醫學院持續講了多年。此外,每年還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為研究生講課。

   2007年,衛生部系統擬仿牛津《公共衛生》(2002年,第4版)和Last《公共衛生》(1992年,第13版),編寫三卷本的研究生用公共衛生教材(第一卷為“概論”,第二卷為“方法論”,第三卷為“應對各種公共衛生問題的實踐”),由曾光主編,約我撰稿,于是,在2008年初完成了《公共衛生與人權》。

   此前,2005年,由王克安、魏承毓、吳系科、曾光和王聲湧聯名申請的“中華預防醫學會傷害預防與控制分會”經民政部審查批準登記,并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了成立大會,我任分會常務理事。

   由此,考慮到能夠危及人的生命和影響人的健康的,有:人類的暴力行為(家庭暴力、校園暴力、職場暴力,以及不指向特定個人的暴力行為,如戰爭、恐怖主義行為及惡性的暴力犯罪行為);自然災害(如地震、海嘯、洪水、泥石流、火山爆發、森林火災等);交通事故、生產安全事故、環境污染事故、火災;環境災害;不合標準的飲用水、食品和藥品,以及保健品、化妝品;不合標準的建材、紡織印染品,以及生活用品;不合衛生標準和安全標準的工作場所和工作環境,以及職業病;不合衛生標準和安全標準的公共場所,以及學校;核輻射和電磁輻射;傳染病;地方病;慢性非傳染病,以及,精神疾病;自殘和自殺。對這些,從技術、制度,及社會中人的認知和心理上,應怎樣應對呢?

   我作為中華預防醫學會傷害預防與控制分會常務理事,同時,是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會的副會長,在2008年舉辦了“家庭與健康”講座,于當年的4月在北京推出,同時,搜狐網做了每日播放。由近30名教授分10個題目(注1) 作了講演,并與聽眾對話。

   AIDS與SARS在中國的傳播,使我注意到兩個問題:

   一是災害有三:來于人類自身行為的災難,來于自然界的災害,以及,原本對人并無危害或危害不大的自然存在或自然現象,由人的行為反致最終給人造成危害的災害。

   對于來于自然界的災害,人類本無“戰勝”與否的問題。如由病毒、細菌引發的疫病、及地震、洪水等,人只應是“回應”,或“防范”。因為疫病的流行、地震的發生、洪水的來臨,都只是一時的事,時過,災去。如SARS,至暑熱自去,以往,“地”沒有永遠“震”的,洪水,秋來自去。而“應對”,就要看行為當否;“防范”,可見效,而難見功績;“有備無患”,災害不易顯現,一般人也就注意不到防范者的努力與付出了。

   二是當來自自然界的災害降臨到人類社會中時,不同的社會結構、規制,不同人群的品性,不同的防范與應對方法的選擇,是會導致不同的結果的。

   講到結構與規制,就會注意到在我們生存的這塊土地上,總體性社會、一元化領導,以及城鄉分治、貧富分化所導致的在應對災害時每每顯現出的回應不靈和制度性缺陷了。在擱置了最根本的制度問題后,衛生醫療體制的改革與相關社會保障或者保險制度的建立,成了SARS之后,各方關注的話題。當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的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分析報告》公布(1993年、1998年和2003年),及世衛組織發布在其191個會員國中中國的“衛生公正”排名“倒第四”后,醫療衛生制度的改革就已難再拖延。

此前,在中國大陸,享有公費醫療的占總人口的2·5%(1994年),享有勞動保險醫療的企業職工近1· 4億人,享有半費待遇的職工親屬6000萬人,合計占全國總人口的16·7%(1994年),全國農村參加合作醫療的人口占全部農村人口的不到10%(1996年);至本世紀初,中國大陸不享有任何醫療保險的人,在城市中占44.8%,在農村中占79.1%,兩項相加,占當時全國總人口的60%以上。這致使有相當多的人因經濟困難有病未能就診,或應住院未能住院,或住院未治愈即出院。與此同時,衛生部的“改革”著眼于“調整分配機制,提高醫療衛生機構的工作效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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