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瑜:帝制時期的中國并非“封建社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41 次 更新時間:2020-02-15 23:18:59

進入專題: 封建社會   帝制時期  

馮天瑜 (進入專欄)  

   馮天瑜,1942年生,湖北紅安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專門史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中心主任。長期從事中國文化史研究,著有《中華文化史》(合著)、《中華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論》、《張之洞評傳》、《晚清經世實學》(合著)、《解構專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千歲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國觀察》、《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術語生成》、《“封建”考論》等。

  

   自20世紀20、30年代之交開展"中國社會史論戰"以來,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左翼傾向于將秦至清帝制時期(以下簡稱"前近代")中國定性"封建社會";此后,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規定的"五種生產關系"單線直進說框架內,前近代中國封建說逐漸成為定論,普被全社會。當然,對此論的異議也不絕如縷。

   將君主集權的秦漢以降中國社會冠以"封建"名目,此"封建"與封建之古義(分封建藩)和西義(封土封臣)雙雙脫鉤,既失去歷史依據,又缺乏比較參照。而此種封建論之所以被國人接受多年,原因在于,據稱此論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學說"的產物。因而考察中國前近代社會實態,進而考察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學說及其封建論,至關緊要。

   實考史跡不難發現:秦漢以降兩千余年社會的基本面并非早已成為偏師的"封建制度",秦以下諸朝代雖仍然封爵建藩,但主要是"虛封",而并非"實封",受封貴胄"賜土而不臨民","臨民"(對民眾實施行政管理)的是朝廷任命的流官。列朝也偶有"實封"(如漢初、兩晉、明初),很快導致分裂(諸如"吳楚七國之亂"、"八王之亂"、"靖難之役"),朝廷又大力"削藩",強化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秦至清制度的基本走勢是--貴族政治、領主經濟被專制政治、地主經濟所取代,其主流是一種"非封建"的社會。從嚴復、孫中山、章太炎、梁啟超到錢穆、梁漱溟、李劍農、費孝通等注重中國歷史自身特點的學人,一再闡明此點。中國前近代社會形態,從大格局言之,由經濟上的地主-自耕農制、政治上的專制帝制綜合而成,其社會形態呈非封建性。馬克思、恩格斯深悉此中精義,綜覽其全部論著可以得見,唯物史觀創始人從未將前近代中國稱之"封建社會",而以"專制社會"、"東方專制社會"相稱(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年版)。

   中國的"封建制"行之殷周,與"宗法制"互為表里,故殷周可稱之"宗法封建時代",承其后的秦至清兩千年,可稱之建立在地主經濟和專制政治基礎上的"皇權時代"。以下先分述作為"皇權時代"的秦至清兩千年間的貫穿性兩制度(地主經濟和專制政治),進而考究二者的合成關系,以獲得關于此兩千年社會形態的確切表述。

  

   一、貫穿秦至清的"民得買賣"的土地制度(地主制)

   封建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土地所有是一種政治特權,是上級領主封賜給下級領主的,土地不得自由買賣。春秋戰國以降,封建領主制開始向地主制轉化,秦至清土地制度的主流已與封建性漸行漸遠。

   (一)從"田里不鬻"到土地漸趨私有

   "地主制"可以完整表述為"田土私有的地主-自耕農制",這是秦漢至明清間占主導地位的土地制度。在這兩千余年間,土地國有(王有)與私有并存,而在實際上土地私有占據主導,皇家及貴胄也世襲領有土地,但并非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態。

   在農耕文明時代,土地是財富的根本,所謂"有土此有財",故土地制度是農耕文明時代經濟及社會制度的基礎。殷商西周實行土地不得買賣的分封采地(連同其上的農奴)制度,如《禮記》所稱"田里不粥(鬻)"(田地不得買賣),《管子》所稱"農之子恒為農"(農人不許轉作他業),《左傳》所稱"農不移",《孟子》所說"死徙無出鄉"(農人至死不得遷移),都是對封建時代土地制度及農民身份狀態的典型表述。這種情形至西周末開始發生變化。《史記·周本紀》載,西周晚期的宣王(?-前782)變革體制,王畿"不籍千畝",廢除籍田(公田),田土分給直接生產者。至東周,公田、私田并存,領主與農人相對和諧相處等狀況,在《詩經》的《小雅》、《周頌》中的農事詩(如《甫田》、《大田》、《楚茨》、《信南山》、《載芟》、《良耜》等篇)里有所表現。

   土地轉讓始于西周中期(西周青銅器銘文有記載),廣泛展開于春秋,有些學者將此稱之土地私有化,其標志是田土自由買賣。然實考春秋史跡,其間"有土地運動,卻無土地市場"(劉澤華:《中國的王權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頁)。劉澤華先生指出,春秋"土地運動主要是在諸侯與諸侯、諸侯與卿大夫、卿大夫與卿大夫之間進行的",其方式有封賞、遷徙土著以重分土地、索取、以土地作政冶性交換、對土地作政令性調整等(劉澤華:《中國的王權主義》,第21-22頁)。記載春秋時期土地買賣("賈")的材料僅有《左傳》上的一條:"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左傳·襄公四年》)。不過,這里所說的是戎狄的牧場可以"賈",尚不是指作為耕地的"田"可以買賣。至于韓非說,春秋末年"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常被引作田土買賣的例證,其實也不可靠,因文本明確區分:出賣宅圃(住房及其周邊的菜園),拋棄農田,并未言及出賣農田。總之,春秋時農田買賣的原始材料尚稱闕如。

   《漢書》載戰國中期"除井田,民得買賣"(見《漢書·食貨志》,董仲舒語),這是東漢人的班固對西漢人董仲舒評論商鞅變法的追記。《史記》載趙括"日視膏……地可買者買之",這是講的實在的土地買賣,然已是戰國末年的事情。稱戰國田土"可買者買之",大體能夠成立,但材料并不豐富。戰國已普遍出現擁有小片土地的編戶農人,但他們還受到國家的超經濟掠奪,有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

   土地私有制行于春秋則多有確證,其時出現向國家繳稅后墾殖者可以自耕、自獲的"私田",春秋晚期魯國收取現物地租的"初稅畝"(《左傳·宣公十五年》)、"履畝而稅"(《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以及"鄭子產作丘賦"(《左傳·昭公四年》),均為記載私田納稅的著名例子,表明當時在封建領主制的"公田"之外,已別開"私田"局面。戰國時,鼓勵墾殖私田是列國變法的題中之義,如魏文侯(?-前396)時的李悝(前455-前395)變法,即主張"盡地力之教"。楚悼王(?-前381)時的吳起(?-前381)變法、齊威王(?-前343)時的鄒衍(約前305-前240)改革,都有此類題旨,而秦孝公(前381-前338)時的商鞅(約前390-前338)變法,使土地私有制得以普及。商鞅一派論者所作《商君書·徠民篇》,記述秦國召徠三晉之民開發秦國荒地,使私田大增,"任其所耕,不限多寡"。地主-自耕農經濟長足進展,使秦"國富兵強天下無敵"。而秦代"使黔首自實田",土地私有才算有了法律保障。需要特加說明的是,秦漢至明清雖然土地私有漸居主流,但土地王有(國有)卻始終是最高理念,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唐人陸贄稱:

   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人之所為。(《陸宣公集》卷二)

   秦漢以下,土地制度多有變化,東漢、魏晉南北朝,與門閥貴族制相伴生的領主莊園制抬頭,自由農民向依附民轉化,社會的封建性復振,故有中外史家將魏晉南北朝稱之"準封建社會"、"變相封建社會"不無道理。中唐以后,地主制恢復并發展,土地私有的地主-自耕農經濟形成大勢,自耕農即編戶農民(中央政府登錄入籍的農民),是農業勞動者主體,也是朝廷賦役的基本來源。這種農民不像歐洲中世紀的農奴那樣有著嚴格的人身依附,但地權甚不穩定,破產或成為地主的佃農,或成為貴胄的佃戶。列朝都發生過貴胄甚至皇帝的超經濟土地兼并,以明代為例,太祖賜公侯以下莊田多者萬畝,親王田十萬畝。孝宗、熹宗勛戚莊田達數百萬畝,神宗更廣占民田為皇莊,并欲封賜愛子福王四百萬畝。(《明史·食貨志》)但就總體而言,上列情形并未扭轉土地私有的地主-自耕農制大格局。對于這種大勢,馬端臨有一總括性論述:

   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文獻通考·自序》)

   (二)區分"領主制"與"地主制"

   在討論中國古代經濟、社會制度時,區分"領主制"與"地主制"至關緊要。"領主制"與"地主制"是兩種不同的土地占有方式。

   "領主"。其土地得自帝王或上級領主的封賜,稱"封地"、"采邑"。領主占有土地是一種政治特權,不得轉讓與買賣。領主在領地享有行政權、司法權,所轄庶眾對領主有著法定的人身依附。領主制為封建制度的構成要素,"封建領主制"是其完整的命名。

   "地主"。與領主占有土地是一種自上而下封賜所得的世襲政治特權相異,地主的田土并非由封賜所得,而是自經營、自買賣的私產。廣義的地主,指一切擁有私田者(包括自耕農);狹義的地主,指擁有較多私田者,他們將一部或全部田土租佃給農民進行小農經營,或雇傭無地者耕種。農民向地主交租(勞役地租、實物地租和貨幣地租),無強烈的人身依附,卻保有一定程度的宗法性依存關系。秦漢至明清,地主占有土地與自耕農占有土地并存,而地主占有土地居統治地位。秦漢以下兩千余年的土地制度及農人身份狀況雖多有起伏,但就總體言之,這是土地可以買賣、農人有一定程度身份自由的時代。秦漢以下的農人,雖然深受剝削壓迫,但其一般并未負荷法定的人身依附枷鎖,改事他業、遷移住地在法律上不成問題,這與歐洲中世紀的農奴(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等作品作過生動描述)頗有差異。

   費正清比較中、歐、日土地制度后說:

   封建主義這個詞就其用于中世紀的歐洲和日本來說,所包含的主要特點是同土地密不可分。中世紀的農奴是束縛在土地上的,他自己既不能離開也不能出賣土地,而中國農民則無論在法律上和事實上都可自由出賣或購進土地(如果他有錢的話)。(《美國與中國》,張理京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6頁)

   費正清將中世紀的歐洲與日本歸作一類,將中國歸作另一類。而兩類的分水嶺即在于:土地可否自由買賣。中國鄉村土地買賣有多種方式,據黃宗智對華北三個村莊的調查,明清以降土地買賣的方式有"典賣"(以典當轉讓土地)、"絕賣"(徹底出賣)、租佃(以出租方式轉讓土地)等形態。圍饒這種交易而起的糾紛和訴訟不少,清代和民國的地方法庭對此類案例多有受理(見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2頁)。圍繞土地買賣這樣的一次性交易,常有中介人居間調解,而這些中間人并非職業性經紀人,而是自有他業的村民臨時擔任(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第56-57頁)。這都是土地自由買賣早成慣例的表現。

   應當指出的是,戰國以降的土地買賣是有限度的,專制國家干預土地所有權,試圖直接掌控土地的努力始終沒有放棄,即使在宋代,雖然國有土地可以買賣,但朝廷通過職役收奪,又在實際上把部分土地權收歸國有。但是,秦至清土地可以轉讓買賣,畢竟成為大勢,與封建領主制之下土地不得轉讓買賣的情形大相差異。

   大體言之,中國古代以土地制度為核心的經濟形態經歷了兩個階段:

   甲、封建領主制階段,西周至春秋;

   乙、地主制階段,戰國至清,其間以中唐為界,又分為前期的貴族-地主制時期,后期的地主制時期。

   中國古史分期應當充分考慮這一階段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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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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