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軼峰:國族重構與中國現代歷史學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718 次 更新時間:2020-02-15 23:21:14

進入專題: 國族重構   中國現代歷史學   梁啟超   顧頡剛   費孝通  

趙軼峰  

  

   內容提要:晚清以降中國現代化轉變的重要內容是國族國家的重構。歷史學與社會認同關系至深,在中華國族建構及隨之而來的抗日保國時代成為顯學。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既是歷史的研究者,也是歷史舞臺上的演出者。然而中國學術界在概念層面不甚區分“民族”與“國族”,晚近將二義歸并用“民族”表示,帶來歷史學話語中的一系列糾纏,頗有礙于討論中華統一性與多民族并存的歷史事實敘述等問題。“民族”當指在歷史經歷中自然形成的具有獨自語言、文化習俗、社會認同的人群,“國族”當指基于共同生活歷史經驗和逐漸增強的文化認同而組成為國民共同體的人群。民族古已有之,整合并強化國族則為現代化轉變過程的突出主題。國族雖經現代建構,但并非沒有社會歷史基礎。國族意識為歷史研究者帶來一定主觀性但又不能完全闕如。因而,歷史研究者需盡量堅持實證、客觀原則,并把握使國族主義不被作為唯一統攝性的觀念原點。

   關鍵詞:國族/民族/國族國家/現代歷史學/梁啟超/顧頡剛/費孝通

  

   晚清以降中國現代化轉變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國族國家的重構。這既以先前長久歷史的演變為基礎,也因“現代”強化的國際競爭環境和生存需求而刻不容緩。來自西方的國族國家思想作為“現代”精神為這場轉變提供思想資源,歷史學也因在此過程中發生重要作用而成為顯學。梳理這一過程,可以看到,這場觸及中國社會、國家、思想、學術的深刻轉變,產生了整體意義上重新定向的歷史作用,同時也留下一些話語歧義和思想分歧,同時可以看到中國現代歷史學本身一些重要的歷史與時代特征。前人關于國族重構的研究很多,但大多未對“民族”與“國族”之關聯與區別做透徹剖分,在國族重構的視角下對中國現代歷史學時代與觀念特征的分析尤難得見,故有此文。

  

   一、對民族、國族概念的辨析

   理析國族重構的歷程會大量涉及“民族”和“國族”兩個核心概念的關聯與區分問題,尤其是“國族”概念使用不多,內涵需要說明,故先從兩個基本概念的辨析入手加以討論。

   民族在何時形成以及民族的內涵如何,學界至今意見分歧。人類歷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基于血緣、地緣、部族的紐帶關系,在共同生活中發展成為具有共同語言、習俗和文化心理的社會共同體。現代華語學術界有時會回避將此類古代的社會共同體徑直稱為民族,而用單一“族”字,或“古族”“部族”“某某人”等等指稱。其原因主要在于,現代漢語中的“民族”在大多數語境中被作為一個具有“現代”特定意味的概念使用,與英語中的nation,即組成國家的人民整體對應。“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也被視為現代歷史所特有的主權政治單元。英語中另有ethnic group,用來指稱并非一定與國家整合到一起的“族”,在民國時代就已被中國學術界了解,但沒有廣泛使用。這個詞本來可以與現代漢語中的“民族”對應使用,但現代漢語中的“民族”既與nation關聯,ethnic group就不便譯為“民族”,大多譯為“族群”了。這里的問題是,“民族”既被賦予“現代”含義,在被用來談論前現代的現象時,就成了一種借用語,使得前現代的“民族”怎么說都是模糊的。解決之法:應將“民族”界定為自然形成的具有共同語言、習俗和文化心理的社會共同體,對應于ethnic group;與國家整合到一起的人民則應用“國族”表示,也即英文中的nation。用這樣的定義重新來看,前現代的民族,即具有共同語言、習俗、文化和長期共同生活歷史并形成社會認同的人群,很早就已經形成,其起源與“現代”與否無關,但伸展到了現在這個時代,與國族并存而并不由國族所限定。與此相關,中國學術界多數情況下所說的民族主義,內涵是“國族主義”,英語中的nationalism其實應該被翻譯成“國族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這與international應被翻譯為“國際”而不是“民族際”同理。進而,“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語境中的“民族”其實是“國族”,“民族國家”應稱為“國族國家”。國族作為與國家組織整合的人群,具有比民族更濃重的國民共同體含義,其中可能包含多個民族,因而可能包含多種語言、習俗、信仰,它們在國家共同體層面形成認同和體制化組織形態而無需放棄自己的語言、習俗、信仰。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那本中譯為《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的著作中的“民族”也是nation,即這里所說的“國族”,當理解為“從國族國家拯救歷史”。在國族概念中,“國”是根本,而不是“族”為根本。國族在歷史上越來越普遍地包容多種民族,而單一民族構成的國家已經基本絕跡。

   國族的清晰界定并成為國際關系的基本單元,在歐洲歷史上是在17世紀伴隨國際競爭完成的。在中國,由于中華文明長期延續性歷程作用和國家組織持續強勢發展,國族意識在前現代歷史時期略有形跡,但籠罩在君主—臣民關系結構中,未形成清晰的理論。西方勢力東來,主要是19世紀以后的直接沖突性接觸,迫使亞洲各國快速地明晰和重構了自己的國族理念,甚至國族結構。前現代亞洲有國家,有民族,但是缺乏清晰的國族意識和理論,國族界定模糊,這成為亞洲各國在西方勢力東來以后的國際沖突中處于被動局面的背景之一。從而,自19世紀以降,整合并強化國族,成為亞洲各國現代化轉變過程所不能回避的事情。因為國族整合的過程必須在文化和政治歸屬層面比以往更加嚴格地區分自我與他者,確立認同的專屬特性,于是就各自都增強了排斥性。因而,國族整合與國族主義的興起,強化了國家為單元的國際沖突。

   國族建構過程把一個國家內所有成員的認同向國家歸屬層面整合,在社會內部極大地強化了國家的神圣性和政府的權威性,國家在國際關系中又被公認為是唯一主權實體,因而現代化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國家強化的過程。國族主義的興起——在一些語境中可能被表述成“現代民族意識的覺醒”——成為現代化的內在組成部分。亞洲各國的現代興起,都伴隨重塑國家制度和重塑國族認同的過程。借助國族主義整合國家,借助國家整合來培育國民的國族主義意識,是亞洲各國現代歷史變遷的突出主題之一。在這一歷程中,歷史學在重塑國族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也在國族重塑中實現了自身的現代化改造,從而在一開始就涂上了一層國族主義的共同底色。

   所有國族認同都需要文化、歷史知識的鋪墊,都要通過文化和歷史傳統特殊性的共識來強化,故國族認同一定伴隨著把原本模糊的文化、歷史邊界清晰化的過程,甚至是創造專屬文化傳統的過程。亞洲各國的文化歷史原本深度交融,其國族建構必然要伴隨一場文化和歷史傳統的重新切割。這種切割必須要由歷史學來操刀,其中包括把以往的共同經驗分剖為單一國族的專屬經驗。從而,國族主義與歷史學結合,既推動了各國人民對于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特色的體認,也把更強的特殊價值立場和主觀性帶入歷史學。歷史學由是而成為現代亞洲各國學術中的顯學。

   有關國族主義的研究已然非常豐富,但從哲學、社會理論、社會思潮角度討論問題的遠多于深入探析國族主義與歷史研究之關聯的研究,直接討論國族主義與亞洲歷史學的著述就更少一些。杜贊奇的那本蜚聲鵲起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是較多關照亞洲經驗來討論國族主義的主要著作之一。杜贊奇認為,現代民族意識受黑格爾主義尤其是線性歷史觀的影響,僅僅承認已經在歷史中意識到自我并成為民族的人民擁有權利,認為“民族國家有權摧毀非民族國家,并為她們送來啟蒙之光”。①黑格爾主義是19世紀占統治地位的進化論話語的一種精密表述,在西方勢力沖擊非西方世界時,社會達爾文主義代表著啟蒙理性的黑暗一面,西方強權者在啟蒙文明的名義下,把人類劃分為“先進”和“落后”的種族,并借助“民族國家”而推行“名正言順”的掠奪。②近百年來,遍布全球的“民族國家”構成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將民族國家視為主權的唯一合法的表達形式。民族國家是一種有著明確疆界的政治體制,其中‘代表’民族—人民(the nation-people)的主權國家不斷擴展自己的角色和權力”。③他在認定民族國家(本文所說的國族國家)對現代歷史意識構成強力支配的同時,強調其暫時性和觀念性,認為民族并不是同一的、在時間中不斷演化的主體,“現代民族身份認同的形式與內容是世代相傳的有關群體的歷史敘述結構與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制度性話語之間妥協的產物”。④“民族”是被有意建構起來的,并將被解構,他自己的研究就是一種對那種認為群體是穩定的、像物種進化一樣逐漸形成一種民族自覺的觀念的挑戰,他的著作就是要“考察不同群體的知識分子或政治家是如何發明或利用現有的敘述結構來重新劃定具有多種認同的集體邊界的”。⑤杜贊奇的主要貢獻在于,他揭示出,國族意識的興起是伴隨著把民族歷史的連貫性加以深描,并將之作為現代利益競爭工具的過程。國族包含杜贊奇所說的種種發明和建構,或者被發明和建構所影響,歷史學家需要在其相關研究中警惕這種建構對歷史事實敘述的滲透及其可能造成的選擇指向。不過,杜贊奇忽視了“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基礎問題,沒有有效區分“民族”和“國族”。從歷史學角度看,民族和民族共同體是人類文明演變歷程中自然而然發生的情況。民族不是虛幻的,也不是現代才被構造出來的,杜贊奇的理論是易于帶來歧義的。

   歐洲勢力在16世紀已經全面觸及亞洲各國,但亞洲各國的國族建構是在19世紀中葉以后成為這一區域社會歷史運動的重要主題之一的,這無疑與當時歐洲勢力在亞洲推進的升級有關。西班牙人在明朝中葉就占據了菲律賓,葡萄牙、荷蘭、英國在16世紀就在印度一些地方建立殖民地。但是東亞和南亞不同,這里有亞洲各國中最具有整體組織性的社會體系,所以歐洲人的推進于17世紀中葉停止在東亞各國的邊緣,據南亞以視東亞,到19世紀中葉才開始將推進的鋒芒直指東亞的中國和日本。中國在1840年鴉片戰爭前后切實感受到歐洲殖民勢力東來的真正威脅,雖然并沒有立即興起后來所說的“民族主義”的思想運動,但影響深遠的“自強”“洋務”運動,對西學的興趣和海外留學潮流、太平天國運動,都具有深刻改造既有社會體系和自我與他者關系的含義,已經構成稍后逐漸明確起來的國族重建運動的序曲。當時。中外政府在相互關系中已經開始處理中國人的國籍問題。⑥國族尚未成為“主義”時,國族意識和與國族分野相關的社會實踐已經展開。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皆伴隨著中國作為一個國家體系面臨危機的繼續深化。1894年爆發甲午戰爭,中國敗于日本,次年簽訂《馬關條約》,臺灣被割讓給日本,經歷半個世紀曲折社會改造的中國社會各界終于看清了先前各種嘗試的局限,并深為日本的迅速崛起所觸動。重構國族,包括改造國家政治體制和相應的國族意識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訴求凸顯出來。義和團運動和隨后的八國聯軍劫掠北京、庚子賠款,把中國民眾與清朝統治集團、與列強的矛盾都進一步激化,呼喚國家體制和國民意識的重構。嘗試建立君主立憲體制的戊戌變法和直接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接踵而至。辛亥革命變帝制為共和,構成中國國家體制和國族建構的最突出的歷史節點,也把參照共和體制原則和歷史現實對何為中國、誰是中國人重新定義的問題凸顯出來。

  

   二、中華國族建構中的思想者與歷史家言說

   歷史學作為關于群體往事記憶和反思的學問,與社會認同關系至深,因而在國族建構的時代,就會成為顯學。所以,伴隨中國國族重構而興起的中國現代歷史學,在中國史學史的長卷中是一個特殊的顯赫片段。

歷史上自然形成的國家在國際競爭高度強化的現代,被從組織方式到意識形態都高度強化了國家權威性和具有認同絕對性的國族反襯為相對松散而缺乏競爭力的共同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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