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在自然與歷史之間:“自然狀態”與現代政治理解的歷史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71 次 更新時間:2020-02-15 23:23:05

進入專題: 自然狀態   現代政治  

李猛 (進入專欄)  

   李猛,1971年出生,2008年畢業于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哲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倫理學教研室主任,元培學院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哲學與社會理論、倫理學與政治哲學、古希臘哲學、早期現代哲學。

  

   一

   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一個關鍵段落中,恩格斯宣告,“國家被發明出來了”①。這意味著,“國家并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國家和國家權力的社會”②。在這樣一個沒有國家和國家權力觀念仍能正常運轉的社會中,“人類差不多完全受著同他異己地對立著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個人始終無條件地服從的共同體,是一種“自然給予的,神圣不可冒犯的更高權力”。只有當這種自然力量形成的共同體(naturwüchsigen Gemeinwesen)的紐帶被打破了,在氏族制度的廢墟才逐漸產生了國家。③人類從野蠻到文明的過渡,就是從自然共同體向國家這種政治共同體的轉變。

   將國家看作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的產物,不僅意味著“社會”是比國家或政治更為基本的概念(存在沒有國家的“原始社會”,但任何國家都以一定的社會關系為基礎),而且意味著國家或者政治社會是一個歷史現象,政治的奧秘在很大程度上就隱藏在其歷史的起源和發展中。這樣一種從歷史起源來思考政治性質的視角,本身是如何起源的呢?

   如果我們回到亞里士多德對于“政治”的古典思考,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這一問題的由來。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也是從“開端”或者說“起源”出發考察政治的。但與現代歷史意識將國家視為歷史發展產物的觀點不同,亞里士多德將政治看作是“自然成長”的結果(1252a24—25)。④而亞里士多德之所以考察城邦從“開端”開始的自然成長,是要借此明確構成政治共同體這個“整體”的各個“部分”(1252a21—22),從而更準確地將人類生活中的政治關系與主奴關系等其他關系區分開來。這種從開端開始的自然考察,正是為了確立人在自然上的政治性。

   因此,家是人與人出于自然必然性的第一種“聯合”關系(1252a26—27),村莊是為了滿足超出日常的自然需求而建立的“第一個共同體”(1252b16),城邦這種政治共同體則被視為在更嚴格意義上的“自然存在”:“城邦是自然存在的,正如那些初級共同體一樣;因為城邦是其他共同體的目的,而自然是目的,因此當每個東西……的生成達到目的時,我們就說這是它的自然。”(1252b31—1253a1)城邦不僅沒有破壞自然必然性造就的共同體(家和村莊),而且被看作是人類這些結合方式的“成全”,如同成年馬匹與幼年馬駒的關系。從這一點出發,亞里士多德斷言,“城邦屬于自然的東西”(1253a3),而且,城邦的“自然性”先于家和村莊基于“必然性”的自然性(1253b19—20)。⑤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第一卷的著名論斷——“人就自然而言是政治的動物”(1253a3—4),令人詫異地將人的“政治性”與人作為動物的“生物性”聯系在了一起。⑥“人是政治的動物”這一說法不僅出現在亞里士多德討論“政治”的《政治學》和《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也出現在《動物志》根據行動及其生活方式對動物進行的劃分中(487b33ff)。這一討論清楚地表明,亞里士多德將政治性看作是人作為“動物”自然生存的一種方式。因此,人的政治生活并沒有構成人的自然成全過程中的一次“斷裂”,而是人作為生物活著的一種完備自足的方式。只不過,《動物志》對“政治動物”的討論并沒有窮盡《政治學》第一卷中所謂“政治性’’的意涵。人的政治性,不僅意味著人能像蜜蜂和螞蟻這些所謂的“政治性動物”一樣,通過群居完成某種共同的活動,而且在于通過統治關系的建立來分享好的生活。正是在人能建立統治關系來安排共同生活、組織共同活動的意義上,人才比這些所謂“政治性動物”具有更高程度的政治性(1253a7)。人在家與村莊中與他人相互交往的方式,彼此結合的關系,并沒有達到這種最高程度的政治性。因此,“家政”與所謂“主奴關系”,雖然同樣基于人的自然本性,但卻并非實現這種本性最高可能的政治關系(1252a7ff)。作為亞里士多德政治學核心內容的最佳政體分析,在根本上正是探討人如何通過統治關系的安排建立有所抉擇的幸福生活的共同體,從而最大程度成全人的天性(1280a31—1281a4)。

   從政治與自然的這一關系看,亞里士多德從開端出發對人的共同體的自然成長過程的分析,并非歷史性的。在亞里士多德筆下,從家和村莊到城邦的自然進程,我們找不到任何歷史敘述的“歷史細節”或歷史機制。⑦而且,根據亞里士多德自己的說法,這種生成本身不能視為“歷史性”的,因為各種政治的安排,哪怕可以找到最初發現的“歷史性時刻”,但實際上它們“會在漫長的時間中無數次被發現”,這是一種需求教導下的必然的“發現”(1329b25—8),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自然性的發現。奧克肖特稱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第一卷中對城邦出現的考察為“希臘政治的傳奇”,一種奇怪的歷史,類似18世紀所謂的“哲學歷史”。⑧不過“哲學歷史”這個說法,至少在亞里士多德這里,是自相矛盾的。根據《詩學》中對“歷史”與“詩”在哲學性質上的根本區分,我們可以說,《政治學》第一卷對政治的自然成長的描述,與其說是歷史的,不如說是“詩”的,它不是在記錄歷史上發生過的個別情形,而是展現人性無數次可能中的“普遍”(51a37—b9)。而政治,不是恩格斯筆下“歷史必然性中的發明”,而是自然必然性向自然目的前進的“發現”。

   那么,在亞里士多德哲學意義上的對國家的“發現”與恩格斯筆下歷史意義上對國家的“發明”之間究竟發生了什么呢?恩格斯在著作中批評了對國家的黑格爾式的理解⑨,而黑格爾將國家看作社會的更高發展階段,以及精神對自然的克服和教化,無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恩格斯與亞里士多德的分歧。⑩問題只不過是,這種國家的歷史發展觀如何脫離了它的自然進程呢?

   施特勞斯指出,現代歷史意識的興起源于18世紀政治哲學的危機,歷史主義是現代“自然權利”概念本身危機的最終結果。而這一訴諸歷史主義解決現代政治哲學危機的做法,其根源在于,在現代政治哲學的形成中,正是借助歷史打破了(傳統)哲學的理性準則,從而得以建立了新的政治觀。現代政治哲學中業已包含了“歷史”的思想要素。這一點,特別體現在現代政治思想用“文明”或“文化”的概念,取代了古代政治哲學對“最佳政體”的關注。(11)因此,政治概念的歷史化本身正是現代歷史意識興起的關鍵因素。但在何種意義上,現代自然權利的概念中保留了16世紀思想以歷史代哲學的傾向,并且因為自身概念的危機直接導致了19世紀從歷史的視角來理解政治問題的結果呢?具有古老歷史的自然法概念,不是一度被視為是“非歷史的”、“僵硬的”,因而是現代歷史主義——“西方思想最偉大的精神革命之一”——最大的障礙嗎?(12)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或許需要我們考察現代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理論的核心概念——“自然狀態”。

  

   二

   當代學者面對“自然狀態”這個現代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時產生的一個重大困惑就是,自然法哲學家是把這個概念當作一個“邏輯虛構”,還是“歷史事實”呢?(13)

   霍布斯在《法的原理》(14)中最早引入這一概念時指出,這一概念是用來標識出“人的全部自然”(the whole nature of man)將人置于一個什么樣的狀態,這就是“人僅從自然考慮”(men considered in mere nature)的情形(ⅪⅤ.1—2)。這一“自然狀態”實際上是自然必然性迫使人自由運用其自然能力的“狀態”,這一自然狀態首要的自然權利就是自我保存(ⅪⅤ.6)。然而,根據霍布斯的著名推理,這種自然自由和自然權利的狀態,必然是一種戰爭和敵意的狀態(ⅪⅤ.10—11),從而導致“自然毀滅了自身”(nature itself is destroyed. ⅪⅤ.12)。根據霍布斯的理性分析,“那些想要生活在這樣一種狀態——即一切人對一切擁有自由和權利的狀態——中的人是自相矛盾的”(ⅪⅤ.12)。放棄對自然中的一切東西的自然權利,正是自然法,也就是理性的指令(ⅩⅤ.1—3,ⅩⅦ.10)。對于人而言,自然狀態是“自相矛盾”的,這一狀態與人的自然必然性相互抵觸(ⅪⅤ.12)。這意味著,人“僅從自然考慮”是不能“生活”的。自然狀態是人的自然導致自身毀滅的狀態,是人的自然失敗的證明。

   在這里,霍布斯直截了當地批判了亞里士多德對政治出于人性、成全人性的理解:

   什么樣的人更好,這一問題只能在政府和政治的狀態下才能得以規定,而這個問題一度被誤以為是一個自然的問題,不僅無知的人犯此錯誤,以為一個人的血統自然上就比另一個好;而且一位至今其意見在這些方面具有其他人著作無與倫比的權威的人(亞里士多德)也未能幸免。因為他如此強調人的能力在自然上的差異,以至于毫不猶疑地認定,有人自然上值得統治,有人自然上應該服從,把這一點作為他整個政治學的基礎。(ⅩⅦ.1)

   霍布斯對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原則的批評,干凈利落地斬斷了“政府和政治的狀態”(the estate of government and policy)與人的自然處境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生成分析中建立的自然連續性。霍布斯指出,人與蜜蜂這些所謂的“政治性動物”的一個重要不同在于,這些動物行動上的一致或協和,是一種“自然協和”(natural concord),是上帝通過自然的途徑的作用,而“人之間的協和是人為的,是通過契約的途徑”(ⅪⅩ.5)。這一契約的途徑,被霍布斯理解為,“人的才智無中生有的創造”(ⅩⅩ.1)。因此,決定人是狼還是天使的,就不是自然的狀態(敵意和戰爭的狀態),而是人為的狀態(政治的狀態)。

   從自然權利、自然法和政治體的概念架構可以看出,霍布斯筆下的自然狀態僅僅是人的自然在沒有公共權力促使人聽命理性的自然法指令時所處的狀態(ⅩⅩ.1)。霍布斯雖然稱“自然狀態”為“政府狀態”之前的狀態,但這種“在前”并非歷史意義上的在前,而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哲學的邏輯起點。這種邏輯上“在前”的“自然狀態”并不意味著它是一種“優先”的狀態(將人造就為一個好人的狀態是政府狀態),毋寧說是一種邏輯上的缺省狀態。《論公民》中將之稱為是“人在社會之外的狀態”(Ⅹ)(15),無疑準確地捕捉了這種意涵。但這種缺省狀態相當悖謬,用霍布斯本人的話說,是“自相矛盾”的、無法生活在其中的狀態。一方面,這一概念將沒有政府存在時人的處境作為考察人性(人的自然)的基點,自然狀態學說可以說是霍布斯有關人的自然學說的核心,是他建立人性基本規定性的主要方式;但另一方面,自然狀態下的人的處境表明,沒有公共政治權力的威懾,人性只能走向自我毀滅,在這個意義上,人走出自然狀態進入政治社會具有“自然必然性”。人進入政治社會,并沒有改變其自然,但卻通過這一“人為”的制度,改變了人自身的處境。如何描述自然狀態與“人為”制度之間的銜接,無疑成了霍布斯政治哲學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論公民》(以及后來的《利維坦》)中,霍布斯越來越傾向于將自然狀態理解為一種把握國家的“質料”的狀態,考慮到國家才是這種質料的形式。那么,“自然狀態”就是人作為“原初質料”的狀態。而一旦從質料和形式的角度來理解“自然狀態”與“政治社會”之間的關系,那么政治社會“起源”的生成含義就具有了實質性的意義。在《論公民》中,霍布斯用更加明確的語言指出,自然人結合成一個具有統一意志的法人,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在“自然權力存在時就開始了”,這被稱為是“國家的自然起源”,而另一種方式,則是通過契約設立的,是“國家從設立而來的起源”(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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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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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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