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龍 孟玲:“混”:一個本土概念的社會學探索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49 次 更新時間:2020-02-15 23: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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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龍   孟玲  

   在當代中國社會,“混”已成為一個被廣泛使用的詞匯,從舊友見面問“最近混得怎么樣"到謙虛表示自己“只是混口飯吃”,從網絡上有人發帖詢問“怎么樣混社會”到有人大力呼吁“不要再一天天混下去了”。影視劇中關于“混”的經典臺詞有時也會伴著影視劇的熱播而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比如“現在混日子,小心將來日子混你!”(《士兵突擊》)以及“出來混,早晚是要還的。”(《無間道》)等等。“混”這個詞也與時俱進地衍生出許多新的詞匯,譬如學校里的“混學分”和“混文憑”。表示自己在“混”的或者指責別人在“混”的人早已不是少數,甚至有人撰文稱“不認真,不敬業,悠悠忽忽,吊兒郎當的‘混’,是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特征”。

   語言是社會的一面鏡子,我們相信這個詞的流行絕非毫無依據、純屬偶然。相反,我們相信“一個社會廣為使用的詞匯實際上已被眾人有意無意地推敲、琢磨、比較和篩選過了。它必然是高度適合于人們每每逢到的社會場景,必然簡練而又恰當地表達出了人們在這種社會場景中所要表達的情愫,也必然暴露出這個社會的結構和其價值觀”。盡管如此,我們卻幾乎沒有發現關于“混”這個概念的系統、深入的研究。

   那么“混”到底表示一種怎么樣的行為方式或者生活狀態?人們如此普遍地使用“混”來指涉彼此,問候彼此,究竟代表了一種怎樣的心態與社會現實?社會上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混”?所有這些問題,都是非常有趣但又沒有得到解答的,也是應該引起社會學關注的一種社會事實或社會現象。

   雖然本文的題目將“混”明確列為一種“本土概念”,但并非出于一種“民族主義精神”或者“學術上的反殖民主義”來使用“本土”一詞,即我們并不刻意尋求站在所謂“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對立面來講述中國的本土故事,我們只是試圖解釋一個在漢語中富有特色而很難在別的語言中找到合適翻譯的詞匯,是一個本土才有的詞匯。但是這種解釋路徑卻很可能是“西方式”的。并且“混”所指涉的現象并不是中國特色,我們通過下面的分析會發現,實際上“混”的行為在各個國家各種文化中都有可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當然這并不否認有些文化傳統或者制度安排會為“混”的行為提供一個適宜的土壤——比如當代的中國社會。

  

   關于“混”的三個謎題

   我們嘗試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混”是不是一個近幾十年才流行的詞?

   第二,“混”是不是特定方言中才有的詞?

   第三,“混”是不是一個貶義詞?

   先看第一個問題。“混”這個詞在20世紀80年代年代以來有一個話語爆發的過程,但用“混”來指涉特定行為狀態實際上有著至少數百年的歷史。就“混”這個字而言,在《說文解字》這部官方修訂的字典中,“混”還只是用來描述水流,與人的行為無關。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混”最早的釋義和它后來對人的描述就沒有關系。根據語言學家考證,“混”字的最初含義乃是“水勢盛大”,因為水大而不分,才引申出來諸如形同一個、摻和、攪亂、冒充、密切相處、茍且過活等含義。至遲到明清小說中,我們已經能發現不少用“混”表示人的特定行為狀態的例子。比如,成書于清乾隆年間的文學名著《紅樓夢》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傴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圣賢立言。”

   “老太太這樣疼寶玉,畢竟要他有些實學,日后可以混得功名,才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也不至糟踏了人家的女兒。”

   其中已經出現了今天我們經常聽到的“混飯吃”這樣的詞匯,而“混得功名”也和今天"混得某某頭銜”這樣的用法非常相似。到了清末和民國,混日子、混口飯吃此類說法更是常見,諸多民國時代文學作品都顯示“混”,然成了人們口語中的常用語。比如:

   ”踢兩趟腿,練套家伙,翻幾個跟頭,附帶著賣點大力丸,混個三吊兩吊的。”(老舍,《斷魂槍》,1935)

   “就近漢堡大學的博士學位,算最容易混得了,但也需要六個月,干脆騙家里人說是博士罷,只怕哄父親和丈人不過;父親是科舉中人,要看‘報條’,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據。”(錢鐘書,《圍城》,1946)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我們依然可以見到“混”的類似用法。

   由上可知,“混”和當下那些稍縱即逝的網絡流行語不同,它有著至少兩三百年的歷史,更像一種“語言民俗”而非“語言時尚”。那么“混”是不是特定地域方言中的一種用法?

   在北京方言中,存在大量諸如“混飯”(指吃白食)、“混混兒”(指無業游民)這樣的組詞。考慮到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的,因此這些詞能夠在全國各語系中有一定影響也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混”絕非官話僅有,更不是地方特色,“混”的表述方式在全國各地方言中普遍存在。

   比如,我們現在經常聽到的“混日子”(指茍且生活,得過且過)這種說法或者類似說法,就存在于徐州、揚州、西安、丹陽(“混日腳”)、南昌、福州(“罔混幾日”)、烏魯木齊(“混天天子”)、上海(“混日腳”)、太原(“混吃等死”)等地的方言中。而另外一個常見的組合“混飯吃”則見于福州(“混食”)、哈爾濱(“混飯”)、揚州(“混頓子”)、烏魯木齊(“混飯契底”)等地。

   雖然“混”不是特定地域方言用法,但其使用卻更像與某些社會亞群體關系緊密的“社會方言”。這個社會亞群體就是被我們常說的“江湖”或者“黑社會”。舉舉清末民初幾例:

   混人:舊時幫會。指以在幫會員身份外出混事者。

   混事:舊時幫會。指無技藝本事,靠拐騙等為生者。

   混出世:上海部分青年。指在某一地區或某一行業具有一定的影響。——(鄭碩人、陳琦,1994)

   以“混”組詞的江湖黑話還有很多。即便在當前社會對“混”字也有這種特殊的用法,也就是把這個詞和黑社會、江湖聯系在一起。“混社會”、“出來混”等表述的常常就是在江湖或者黑社會闖蕩的意思,“混混”“混子”更是江湖中人的代稱。

   由此可見,就地域分布來說,“混”并不是存在于某些地域方言中的特殊用法,而是在全國各地具有相當普遍性的用法。但就社會群體而言,這個詞與江湖的聯系使得“混”在使用時多少有一些“非主流”和“反正統”的味道。弄清楚了第二個問題,我們接著來看“混”是不是一個貶義詞。

   從各大辭典對于“混(單獨使用)”“混飯”“混日子”“混事”“混官面”組詞的界定中,還是能比較明顯看出具有一定貶義色彩的。但是伴隨語境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混”這個詞卻可能帶有更復雜的含義。這提醒我們將“口頭之混”和“行為之混”區分開來。

   也就是說,“混”的本義帶有貶義色彩,但在日常語境中,人們卻可以通過對這個詞的靈活用法獲得不同效果:比如說自己在“混口飯吃”表示一種自謙與低調,問朋友“混得怎樣”表示一種親熱與熟絡。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總結出來“混”的以下四種基本內涵:

   (1)一種江湖用語,特指混跡江湖,混社會,混黑道,成為痞子、混混或者黑幫人員,可稱之為“江湖之混”;

   (2)指只為謀生而活,沒有更高理想目標,過一天是一天,只是混口飯吃,可稱之為“生存之混”;

   (3)指人浮于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永遠失職永不失業,在職位上無聊混日子,可稱之為“應付之混”;

   (4)指通過特定手段技巧,應酬周旋,從而獲得某種較高的地位及與之相關的資源,可稱之為“經營之混”。

   我們可以從這幾個詞中找出最常用來解釋“混”這個詞的內涵的要素:(1)缺乏更高目標,只顧眼前和生存;(2)名不副實,隱瞞真實面目或者水平;(3)非正當手段謀取利益;(4)消極被動,不情愿。這幾個核心要素將作為我們理解“混”這種行為的關鍵線索。

   基于此,我們嘗試這樣來對“混”的概念進行界定:“混”作為一種社會行動,是行動者對于自身或者環境的非正當狀況的順應,這種順應往往伴隨著超越價值的缺失。

  

   游戲隱喻:一個分析框架

   “隱喻”既是我們日常思維的一個重要形態,同時也是社會學認識和呈現世界的重要傳統。通過隱喻的方式來說明一個原本具有隱喻色彩的概念似乎是恰如其分的。我們嘗試以社會學中的“游戲”隱喻來詮釋“混”的行為。

   布迪厄很喜歡用“游戲”這一比喻來理解世界,從這個隱喻出發布迪厄為我們呈現一幅怎樣的世界畫面?布迪厄說:“在高度分化的社會里,社會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構成的,這些社會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客觀關系的空間,而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邏輯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約成支配其他場域運作的那些邏輯和必然性”。這些相對獨立的“社會小世界”就是布迪厄所說的“場域”,同時也是他說的一個一個“游戲”。

   如果我們接受了整個世界是由一個一個有著自己相對獨特運作邏輯的游戲組成的這樣的觀點,那么我們每個個體參與這些游戲的意義或目的又在什么地方?布迪厄認為“社會通過設計各種游戲以供個體參與,并使他們在群體或體制中獲得特定的名分和位置,從而幫助個體克服存在的偶然性、有限性和根本上的荒謬性。簡言之,社會世界給予個體以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說,“布爾迪厄認為人類參與社會生活的最終根源,是對意義和尊嚴的渴望,而非表面上所看到的游戲帶來的利益”。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根據布迪厄的觀點,人類對大大小小的游戲的參與,其最終目的在于意義和價值的探尋,在于實現人的“高層次需求”以及自我實現。赫伊津哈(Uohan Hubdnga)在界定游戲的時候也強調“游戲和物質利益沒有直接的關系,游戲人不能夠從中獲利”。

   我們承認“大多數的游戲最終沒有物質上的收益”,但是不管是從現實經驗還是從理論想象,我們都不能否認很多游戲實際上和各種具體切實的利益有著密切的聯系。只不過尊嚴、價值這些維度同樣是在游戲中蘊含著的,是我們不可忽略之維。只是在世俗利益占一端,超越價值占坐標的另一端,不同的游戲有不同的偏向而已。因此,我們可以根據游戲的目的是超越的還是世俗的——正如我們對于超越性的界定一樣,作為超越性對立面的世俗性不僅僅指物質性——將游戲分為超越游戲和世俗游戲,前者重在過程與價值,后者追求的則是物質的、個體的、現時的利益。

   而一個游戲的構成除了游戲者和游戲目的外,不可或缺的還有游戲規則游戲規則決定游戲是否公平,并且是游戲者在選擇行動手段時的主要依據。我們可以根據意向性和實際后果的角度將規則界定為“旨在調節,或事實上調劑了個體行為及其互動的明確或隱含的預期、標準或章程”。這樣實際上就把我們平常所見的正式規則和所謂“潛規則”都包含在其中。同時對于規則的這種界定使得“規則”和“制度化手段”成為了同義詞,游戲者實踐著規則同時創造著規則,“在并非遵從規則的情況下,同時行為又受到了約束”。我們不去討論潛規則是否一定意味著非正當這一復雜的問題,我們這里只是根據游戲規則的正當與否對于游戲進行一個分類。也就是說,規則正當,則游戲正當;規則不正當,則游戲不正當。

游戲的目的是否具有超越性和游戲的手段是否具有正當性,可以作為我們對游戲進行分類的兩個維度。并由此得到超越-正當游戲、世俗-正當游戲、超越-不正當游戲和世俗-不正當游戲這四種游戲類型。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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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213481.live),欄目:天益學術 > 社會學 > 社會思想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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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青年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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