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美關系向何處去?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36 次 更新時間:2020-02-16 10:24:18

進入專題: 中美關系  

鄭永年 (進入專欄)  

  

   中美關系向何處去?這無疑是當今世界不得不直面,也不得不回答的問題。基辛格博士最近兩次就中美關系發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嚴厲的警告,或者說,同一個警告說了兩次。一次是在紐約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的年度晚宴上的講話;另一次是在北京召開的由彭博社主辦的新經濟論壇上。基辛格強調了相關的兩點:第一,中美正行走在冷戰的山腳下;第二,中美一旦發生沖突,將比摧毀了歐洲文明的兩次世界大戰更為糟糕。

   無獨有偶,《紐約時報》發表了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署名文章,認為中美之間的冷戰已經在2019年開始了。這不是弗格森表達類似觀點的第一次,他已經在多個場合表達過這個觀點。

   弗格森是幾年前“中美國”(Chimerica)概念的炮制者,他以這一概念來形容中美之間的高度互相依賴關系,言下之意就是中美兩國不可能發生沖突。但沒有多長時間,弗格森180度大轉彎。在美國甚至整個西方,抱有這種悲觀情緒者絕非少數,而是普遍存在。當然,在中國,持這種看法的人也大有人在,只不過不好表達罷了。

   中美關系三個主要“陷阱”

   這種觀點也并非空穴來風;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些經驗觀察之上的。在很多人看來,自貿易戰爆發以來,在學術界和政策界一直流行有關中美關系的三個主要“陷阱”,似乎在一一浮上臺面。第一個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即認為崛起中的中國必然會挑戰現存大國美國;而美國也必然懼于自己的霸權地位會被中國所取代,從而發生戰爭。

   盡管中國方面一直強調中國不會因為“國強而霸”,但美國方面對中國的恐懼變得越來越顯性。盡管沒有多少人認為今天的美國有能力圍堵中國,但中國方面也懼于被美國圍堵。兩大國之間的這種互動似乎已經陷入一個惡性循環,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兩國能夠逃避這個惡性循環。如果這樣,最終的沖突就會不可避免。

   再者,兩大國之間的這種惡性互動來源于第二個陷阱,即“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即兩國之間,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缺少基本的信任。人們注意到貿易戰過程中的很多問題,只是因為雙方沒有信任度而得不到解決,而不是不能得到解決。更為糟糕的是,現在雙方尤其在官僚層面,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情緒化,缺少理性。當雙方的關系被情緒所主導時,就很難進行有意義的溝通,甚至沒有了溝通。在這樣的情況下,信任度無從談起。

   第三個“陷阱”即所謂的“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認為當今世界秩序危機并不在于中美之間的爭霸,而在于中美兩國不能合作提供維持國際秩序的足夠的“國際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在一些學者看來,美國和其盟友已經沒有能力提供足夠的國際公共品,但中國或者沒有意愿,或者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替代美國提供這樣的公共品。

   不過,問題并非如此。在當今如此復雜的國際局勢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有能力獨自提供國際秩序所需要的公共品。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如果中美不能合作,國際公共品的缺失是必然的。

   更為嚴峻的是,中國并非沒有意愿和能力來提供這樣的公共品;恰恰相反,中國具有強烈的意愿和強大的能力來這樣做,問題是,每當中國這樣做的時候(例如“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被美國(和西方)視為是對現存國際秩序的威脅。

   美國需要中國提供的是美國所定義的國際公共品,在美國的權力構架內以美國認可的方式來提供。作為一個大國,中國本身對國際公共品有自己的理解,也有自己的提供方式,中國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國的定義和規定的方式來提供。這種不同不僅阻礙了中美兩國在維護世界秩序上的合作,更容易導向兩者之間的沖突。這種不同又可歸因于兩國之間缺乏基本的信任。

   不管人們以何種“陷阱”來描繪今天的中美關系,實質上都是在指向日益惡化的雙邊關系,及其對整個國際關系格局的影響。兩國之間的貿易戰顯然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貿易摩擦,而是很快從貿易領域向其他領域延伸,包括技術、軍事、意識形態等。

   美國各方面對中國的批評、攻擊,甚至妖魔化,也達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程度,無論在香港問題還是在新疆問題上,美國無所不用其極。可以預見,美國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會制造新的問題,例如臺灣和南海問題。美國不僅自己這樣做,而且要求盟國和它站在一起應付中國。因此,有人聲稱,北約因為中國重新找到了方向。自然,北約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中美關系如何發展

   美國官員早已經強調,應付中國必須是“全政府的”和“全社會的”,而通過聯盟戰略,美國意圖在世界范圍內應付中國。美蘇冷戰結束以來,因為沒有了共同的敵人,美國和其同盟之間的關系的確在失去方向,但美國如果想通過把中國塑造成敵人的方法,再次強化和其同盟的關系,西方的確會再次陷入一戰和二戰的邏輯。

   一旦中美發生沖突,誠如基辛格博士所言,結果會比一戰和二戰更為糟糕,全世界都會遭殃。一戰、二戰起源于歐洲,主戰場也在歐洲,但今天中美兩國的影響已經遍布整個世界,兩國間沖突的影響必然會是世界性的。對這一點,沒有多少人會懷疑。實際上,到目前為止,盡管兩國間并沒有爆發一場全面貿易戰,但越來越多國家已經深受貿易戰的影響。

   不過,不管中美關系如何發展,有三點是非常清楚的。第一,美國(或者西方)內部矛盾“外在化”不僅解決不了其內部問題,而且會加深和惡化這些問題。美國聲稱西方自由民主受到了來自中國等威權主義體制的影響,甚至威脅,但這只是美國因為國內諸多嚴峻問題而失去了信心的表現。實際上,除了那些具有意識形態偏見的人,沒有多少美國人會這樣認為。

   西方自由民主所受到的威脅來自西方內部,并非外部。從經濟上說,它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福特工廠時代的工業經濟,幫助美國把工人階層轉化成為龐大的中產階層,這個中產階層便是美國民主穩定的產物。如今,以蘋果手機為標志的知識經濟,則造成了美國內部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和社會的高度分化,社會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本社會正義。更為嚴峻的是,中產階層大大縮小,民粹主義乘機崛起。

   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化深刻地影響著美國的政治。隨著中產的萎縮,兩黨政治已經失去了穩定的社會基礎。從前,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充當了兩黨“共識”的社會基礎,因為不管哪一個政黨,如果要執政,就必須照顧到中產階層的利益。現在,當中產不足一半的時候,社會分化加重,兩黨“共識”的社會基礎不再,反對黨為了反對而反對,成為了“否決黨”。民意碎片化,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自然崛起。

   黨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不能形成一個有效政府。當一個社會面臨如此嚴峻社會經濟問題的時候,有效政府就變得非常重要。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或者說經濟結構失衡,可說是市場失敗的產物。市場失敗了,政府就必須有所作為,但黨爭意味著有效政府的不可能,意味著政府的失敗。在市場和政府雙重失敗的情況下,美國(和西方)內部的情況只會繼續惡化。

   也沒有人會認為,美國能夠通過內部矛盾“外部化”解決其所面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歷史上,西方國家的確經常向國際社會轉嫁內部矛盾,但每次轉嫁的結果是國家間的戰爭;國家間的戰爭導致了互相摧毀,互相摧毀之后,便是各國的重建。不過,國家間的關系如果進入了這個邏輯,重建的代價也太大了。

   美國今天把矛盾往外轉嫁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下,選票便是權力的基礎,也是唯一的合法性來源,政治人物不敢得罪任何社會群體,更不敢得罪具有影響力的既得利益。內部改革維艱,甚至改革不動,只好向外輸出矛盾。不過,在全球化狀態下,各國之間已經形成高度的依賴關系,向外輸出矛盾變得很不容易,經常導致“傷人一千、自損八百”的局面。

   盡管美國的各類強硬派不斷在中國問題上喧囂,但沒有人去質問:這種喧囂的理性是什么?最后要達到的目的是什么?更沒有人去問:這樣做到底能否解決美國的問題?

   中國現代化無論如何將持續

   第二,美國針對中國的作為可以拖慢中國的現代化,但阻礙和中斷不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簡單地說,中國的崛起有其自身的邏輯,這種邏輯不會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是在全球化狀態下展開的,中國也在全球化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但這并不是說中國的現代化要依賴美國和西方才能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主要是中國老百姓努力的產物,也是國家開放的產物。

   即使中美之間發生了冷戰,中國的現代化仍會繼續。中國已經形成自身基于文明之上的政治經濟制度,這套制度盡管還在改進之中,但已經顯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此外,中國的經濟增長最主要的來源是內需。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最大市場之一,隨著“一帶一路”等項目的推進,中國市場正在急速拓展其外延。

   就技術來說,任何一個經濟體在早期發展階段,都會依靠從發達經濟體轉移擴散而來的技術,在這個階段過去之后,就會轉向創新階段,就會出現諸多原創性技術。中國走的也是這樣一個過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投入研發的資金在加速度增加。因為環境變化(主要是中美貿易戰)所帶來的壓力,這一過程只會快。

   第三,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吳下阿蒙”,不會任人擺布,而是具有足夠的能力來抵制美國(西方)的誘惑,不會被拖入冷戰。一戰和二戰都是起源于歐洲,波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今天美國強硬派要對中國發動冷戰,中國是否有能力抵制?

   首先,中國不想主動發動冷戰,也不想陷入冷戰陷阱的主觀意圖是明確堅定的。在領導層面,從早期的“永不稱霸”“和平崛起”到后來的“新型大國關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政策目標都表明了這種堅定性。

   其次,中國具備足夠的能力防衛和保衛國家利益。晚清之后,中國遭受了帝國主義的欺凌和侵略。今天,這種情形難以想象。同時,中國也有能力抵制“大國政治悲劇”發生在自己身上,中國已經是國際大家庭的內在一分子,并且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開放狀態下,越來越多的國家變成中國發展的“利益相關者”,美國(和西方)沒有任何可能性想把中國孤立起來。

   再次,正因為開放,西方在中國問題上也不再是鐵板一塊。由于中國利益的龐大,美國的“放棄”只是意味著“轉讓”,即美國把其中國利益轉讓給其他西方國家。當然,美國“放棄”中國的意圖只體現在強硬派身上,因為“放棄”中國只是行政和政治邏輯,而非華爾街的資本邏輯。

   一句話,盡管中美關系充滿著巨大的不確定性,盡管兩國的“冷戰”潛力也浮現上來,但只要中國以冷靜和理性的態度來應對之,中美關系并不會如美國的強硬派所愿。

  

   文章原載于《聯合早報》2019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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