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82 次 更新時間:2020-02-16 23:47:13

進入專題: 鼠疫   傳染病  

曹樹基  

   鼠疫(plague)是由鼠疫菌所致的烈性傳染病,傳染性極強,病死率極高,對于人類社會造成的危害極大。公元6世紀、14世紀和19世紀發生的三次大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都曾造成過數千萬乃至上億人口的死亡,給世界歷史帶來深刻的影響。這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都與中國有關。如西方歷史學家就證明,14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大爆發,與蒙古軍人及商人在中亞的活動有關。而在傳入歐洲之前,鼠疫已在北中國地區流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19世紀鼠疫流行源于中國云南,后經廣西、香港傳向世界各地。由于缺乏資料,西方研究者很少涉足第一、二次世界鼠疫大流行中的中國疫區,對鼠疫給中國社會造成的危害不甚了了。

   筆者曾對14世紀前后中國鼠疫的流行作過粗略的描述。筆者最近的研究表明,關于明代鼠疫的流行,文獻的記載要比前代豐富得多,大量的描述見于疫區各地的地方志中。本文選擇明代鼠疫的主要流行區——華北——作為研究的對象,擬對鼠疫的發生、流行和社會影響作一全面的論述。對于明代華北地區鼠疫流行的研究,前輩學者伍連德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他在成功地組織撲滅了宣統三年(1911年)東北地區流行的鼠疫并主持召開萬國鼠疫大會后,還曾研究中國歷史上的鼠疫流行問題。他的研究對于鑒別歷史文獻中記載的有關鼠疫癥狀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他說:“在幾條有關鼠疫癥狀的資料中,有一條關于1644年山西東南部潞安(今長治)鼠疫流行的記載特別重要。地方志的作者不僅記載了患者項部和腋下長有硬血塊,而且還記載患者會突然吐血死亡。就我所知,這是目前有關中國肺鼠疫的最古老的記載。”查萬歷《山西通志》卷二六《祥異》條下記,潞安“萬歷九年四月初一日,郡城北門無故自闔,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在順治十八年(1661年)的《潞安府志》卷一五《紀事》中,則有記載說崇禎十七年(1644年)“秋大疫。病者先于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此兩條資料綜合,則可與伍連德文中所言對應。他對這兩條資料的判讀,得到鼠疫學界的認同。以后醫史學界有關中國明代鼠疫的論述,不超過伍連德所述范圍。

   在對19世紀以前的鼠疫史進行研究中,由于缺乏現代細菌學和血清學方法所作診斷,所以,對鼠疫的判斷只能根據文獻記載的患者臨床癥狀來進行。鼠疫是一種傳染極快的烈性病,它的潛伏期很短,腺型為2—8日,肺型為數小時—3日。兩種鼠疫中,以腺型最為常見。腺鼠疫常發生于流行初期,急起寒戰、高熱、頭痛、全身疼痛,偶有嘔吐、瘀斑、出血。發病間有淋巴組織腫大癥狀,其部位多在鼠蹊、頸部和腋下。如不及時治療則淋巴結迅速化膿、破潰、病情加重,于3—5日內因心力衰竭或繼發敗血癥或肺炎而死。病情輕緩者則腺腫逐漸消散或傷口愈合而恢復。肺型鼠疫可原發或繼發于腺型,該病發展迅速,急起高熱,伴有全身中毒癥狀,數小時后出現劇烈疼痛、咳嗽、咳痰,痰中含有大量泡沫血痰或鮮紅色血痰。搶救不及時,大多于3日內因心力衰竭、休克而死亡。一般說來,腺鼠疫的病死率約為30—70%,肺鼠疫的病死率高達90%以上。此外,還有敗血型鼠疫,病死率幾達100%。伍連德所據資料表明明代萬歷、崇禎年間山西潞安府確實發生過鼠疫。

   遺憾的是,在伍連德有關論著發表以后的半個多世紀中,國內醫史學界對于明代鼠疫流行情況的研究未見有任何進展,海外卻有歷史學家著文討論這一頗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只是海外的歷史學家不明鼠疫的癥狀和機理,統以“時疫”名之。在有關“時疫”的標題下,不僅可以討論鼠疫,也可以討論其他傳染病的流行,這類研究在醫學的角度看來是太粗疏了。也有歷史學家推測,此類瘟疫可能是滿人在其早期入侵時帶進了某些微生物,而漢人尚未對此形成抗體,結果造成了災難性的人口損失。這一推測的荒謬顯然是研究者缺乏必要的傳染病知識所致。盡管如此,上述各家的有關論述對于進一步的研究都是極其重要的,它們構成了本文的基礎。

  

   萬歷年間的鼠疫流行

   山西

   早在14世紀的鼠疫大流行中,山西北部的大同就可能是疫區的一部分。《元史·五行志》記載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大同路大疫”,而康熙《山西通志》卷三○中在同一記載中加有“人死者過半”一句。如果康熙志的記載是真實的,以如此高的死亡率計,這次“大疫”應當是“鼠疫”。(能夠導致患者人口大量死亡的傳染病只有少數幾種。鼠疫、天花(Smallpox)和霍亂(Cholera)是三大國際檢疫的烈性傳染病。其中霍亂并不是中國原有的傳染病,而是在19世紀中葉才由國外傳入的。中國古籍中的“霍亂”是指一般的腸道疾病,而不是指由霍亂弧菌(Vibriocholerae)引起的急性腸道傳染病。中國史籍中多以“痘癥”記載天花,且重癥天花的死亡率不過為20—40%,故大同“大疫”不是天花。在急性傳染病中,以傷寒(Typhoidfever)病人的病死率為最高,為10—47%,亦難超過50%的死亡率水平。其他各種急性傳染病,不見有超過傷寒的死亡率的。)

   14世紀大同地區的鼠疫流行似乎并沒有向山西南部傳播的跡象。至明代初年,大同以外的山西各府成為北中國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在明初大移民中,成為華北移民的主要輸出地。大同人口稀少,是衛所軍事移民的遷入地,軍人中的一部分除來自其他省外,大多來自本省中南部。

   明代中期以后,山西境內的鼠疫有零星爆發。康熙《山西通志》卷三○記載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太原屬石州、寧鄉、遼、沁大饑。石州且疫大作,十室九空,亡餓盈野”。從石州(今離石)疫情中的死亡率看,此疫亦為鼠疫。文獻中沒有找到此疫向鄰近州縣擴散的記載。

   萬歷年間山西鼠疫的爆發似乎是從北部大同地區開始的。萬歷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從該疫的傳染性極強這一點判斷,當為鼠疫。這次大疫還可能波及到太原府境,“萬歷八年,太原太谷縣、忻州、苛嵐州大疫”,疫情不明。甚至在太原西北部的保德州,“明萬歷八年大疫流行,靈柩出城者踵相接”,據此可知死亡人口很多,但確切的癥狀仍然不知。

   萬歷九年,大同府疫情向西部擴散,“九年朔州、威遠大疫,吊送者絕跡”。同年疫情也擴散至遼州及潞安府境。患者的臨床表現為腫項,且傳染性極強,據此可斷定為腺鼠疫。

   腺鼠疫臨床上的一個顯著特征為淋巴結腫痛,腫痛部位包括鼠蹊腺、腋腺、頸腺等,從鼠疫工作者對近代山西省655例腺鼠疫患者淋巴腺腫部位的統計來看,腺型部位以鼠蹊為最多,腋頸次之。頸腺鼠疫與其他有關頸部位的鼠疫合計約占全部腺鼠疫的12%左右。對云南省1950—1954年1199例腺鼠疫腺腫部位的統計表明,與頭部有關或接近頭部的淋巴腺腫大占全部腺腫的16%。略高于山西的同類部位比例。盡管頭部或頸部的淋巴腺腫大在腺鼠疫引起的淋巴腫大中所占比例并不很大,但與其他部位的淋巴腺腫大相比,頭部和頸部的淋巴腺腫大因外露而特別引人注目。如民國時人繆安成在《云南之鼠疫》一文中提及清代后期的鼠疫時就曾這樣說:“清咸豐、同治年間,昆明有癢子病之災疾。又迤東區之曲靖、沾益、迤西區云州(云縣)、緬寧(鳳慶)等縣,傳說在同治年間及光緒二十年前后,常有病人在頸部、腋下、鼠蹊部生癢子大如核,患者發高熱不日即死。夏秋新谷登場時,流行甚劇。”光緒二十七年《昆明縣志·五行志》也有類似表述:“迤西區云州、緬寧等縣,傳說在同治年間及光緒二十年前后,常有病人在頸部及腋窩部生癢子,患者發高熱不日即死。”1958—1962年在云南西盟縣的調查也與上述記載相同:“1917—1918年在靠近瀾滄江的勐梭地方見到一種傳染病,于下頜、頸部、腋下、鼠蹊等部淋巴腺腫大,劇痛,并常致全家發病,3—4天即死亡……推測可能有鼠疫發生。”

   我們注意到繆氏和《昆明縣志》作者以及現代調查者們的表述方式,頭或頸部的淋巴腺腫大被放在第一位。由于繆氏所知一切均來自事后在疫區的調查,所言則為疫區人民對幾十年前所發生事件的追述或回憶。因此,可以認為在鼠疫大流行時,頭部或頸部淋巴腺的腫大是最引人注意的。類似的記載還見于太原府之文水縣和交城縣。

   萬歷十年鼠疫有繼續擴散的趨勢,在沁州,“萬歷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頭風,有一家全沒者”。所謂的“大頭風”,實為腺鼠疫患者因頸部或耳后淋巴腫大的別稱。19世紀云南鼠疫流行時,當地有稱此疫為“大頭天行癥”的。這與山西“大頭風”的含義是相同的。

   直到萬歷十四年,疫情才傳至潞安府南鄰的澤州。有記載稱:“萬歷十四年,澤之州縣春不雨,夏六月大旱,民間老稚剝樹皮以食,癘疫大興,死者相枕藉”;“十五年,澤州縣復大旱,民大饑,癘癘死之如故”;“十六年春,澤州地震,大疫流行,民戶有全家殞沒者”。平陽府也有類似的疫情發生。

   萬歷十六年以后不再見有類似的記載,但疫情的沉寂只維持了不長的一段時間,從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開始,大同府又爆發新一輪的鼠疫流行,“三十八年四月大同屬縣旱饑,九月癘疫,多喉痹,一二日輒死”。所謂的“喉痹”在臨床上表現為氣管及支氣管粘膜極度充血,造成血管與淋巴管內皮細胞的損害及急性出血性、壞死性變化,并導致患者的迅速死亡,這是肺鼠疫的臨床癥狀。其他疾病患者的死亡不可能有如此迅速。

   萬歷三十八年的鼠疫也傳至太原府。“九月,太原府人家瘟疫大作,多生喉痹,一、二日輒死,死者無數。即治療得生者,俱發斑瘡退皮,十家而八九,十人而六七,歷正、二月猶不止。晉府瘟疫尤甚。十九日夜二更,晉王以瘟疫薨”。與上引大同府的記載相同。太原府的特別之處是,晉王竟然也死于鼠疫。

   總之,萬歷年間山西出現兩次大的鼠疫流行,一次是從萬歷八年至萬歷十六年的腺鼠疫大流行,幾乎波及山西全境;從萬歷三十八年開始至三十九年結束的肺鼠疫流行,也是從北部開始向中部傳播的,是疫對山西北部和中部影響甚大,對南部影響甚微。

   河北

   萬歷時期河北鼠疫是從北部向南部傳播的。宣府鎮的記載說:“萬歷九年九月大雪,山中積二尺,及春始消。人腫頸,一二日即死,名大頭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戶絕。冬傳至北京,明年傳南方。”河北此疫的臨床表現也是腫頸,與山西相同。推測此疫為鼠疫。

   宣府西與大同毗鄰,上引資料中說此疫“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傳染病源來自西部,據此可推測可能從山西大同傳入。傳入北京后的情況不明,只見有光緒《順天府志》卷六九中記載:“萬歷十年四月,京師疫。通州、東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頭瘟癥死者枕藉,苦傳染,雖至親不敢問吊。”從臨床表現來看,所謂的“大頭瘟癥”也是頸項腫大所致。該志注明這條來自采訪冊,這說明民間對此次鼠疫的記憶,在事隔300多年后仍然保持。實際上,清代中前期的文獻中,有不少關于此疫疫情的記載,如在通州,就有康熙年間的記載:“萬歷十年春大疫,比屋傳染,雖至親不敢問吊”;在《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三九《順天府部》中,對東安縣、保定縣、霸州、文安縣、大城縣等地疾疫情況都有詳細記載。

   保定府北部的定興縣(今新城),“萬歷十年瘟疫大作,人民多死”。中部的安州,“萬歷十年大瘟,死者相枕”,這兩縣都鄰近順天府南部,雖無患者臨床癥狀的描寫,卻也可以判斷為鼠疫的流行區。

在真定府的新樂縣,“萬歷十年春夏大頭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從時間和臨床癥狀的描述來看,可以斷定為鼠疫流行。武強縣的記載則說:“萬歷十年春亢旱,瘟疫大作,人有腫脖者,三日即死,親友不敢吊,吊遂傳染。甚至有死絕其門者,遠近大駭,號為大頭瘟。”欒城縣的記載相同,“(萬歷)十年春三月亢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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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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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歷史研究》199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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