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 龍希成: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傳染病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655 次 更新時間:2020-02-16 23:49:02

進入專題: 傳染病  

丁學良 (進入專欄)   龍希成  

   采  寫:龍希成 《21世紀經濟報道》

   受  訪:丁學良

   來 源 :譯者秦傳安

   龍希成:當前社會上人們對傳染病的關注與議論,不由得使人們特別想知道:歷史上竟有哪幾次特大規模的傳染病流行?它們對人類產生過什么樣的影響?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學者,你能否介紹一下。

   丁學良:可以這樣講,在世界歷史上,任何一次傳染病的大流行,都是人類文明進程所帶來的;反過來,每一次大規模的傳染病又對人類文明本身產生極其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是一個總的概念。

   為什么說傳染病流行是人類文明進程所帶來的呢?因為一種傳染病要成為對人類造成廣泛而深刻的傷害的疾病,得具備一些基本的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只有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才能出現。

   具體說來,人類最早的狩獵和采集的文明階段,基本上沒有所謂的傳染病或流行病,因為那時候人口稀少,每個群體只有幾十人百把人。各個互不交往的游獵群體到處跑,他們那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環境,不大可能發生傳染病或流行病。

   傳染性疾病到了什么時候才開始流行的呢?考古學告訴我們,大約在一萬年到一萬一千年以前,生產方式從狩獵和采集轉到了農耕,農耕文明才帶來了傳染病。為什么?因為農耕文明階段人群定居在一起,定居點越來越大,這時期人類已經把很多動物馴化成家養的了。這很重要,因為以前狩獵時,人不跟活的動物老是生活在一起.他把它打死以后就吃掉了;進入到農耕文明以后,人就跟家養的動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了。

   你看看,一萬年以來,人類歷史上最厲害的幾次大的傳染病流行,基本上都是從動物身上傳到人身上來的。到了農耕文明,人跟動物老是生活在一起,而又沒有現代社會才有的那種高水平的公共衛生系統,人畜朝夕廝守,二者的糞便堆積在居住地周圍,這就使得那些細菌與寄生蟲之類,得到非常肥沃的營養。科學研究表明,正是那些農耕文明延續得最久的地區,最容易成為孳生新的傳染病的發源地。

   龍希成:人們講傳染病往往只想到人與人之間的傳染,而你強調傳染病的動物來源,有些奇怪。

   丁學良:傳染病跟動物有密切關系,是有科學史根據的。據美國社會史專家W. McNeill的敘述,人類與狗共有的疾病有65種,與牛共有的疾病有50種,與羊共有的病有46種,與豬共有的疾病有42種,與馬共有的疾病有35種,與家禽共有的疾病有26種——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從動物身上傳到人身上來的。

   而你一看就知道,上面這些動物恰恰是農耕文明以來,人類所馴養的最重要的動物。這動物本來就是各種各樣的細菌、病毒的寄生體,農耕文明的環境使得人跟這些動物生活在一起,病菌就傳到人身上來了。即使是今天,你看看那些鄉下,甚至走出城市不遠的郊區,各種動物的飼養場所密集,人跟動物還是生活在一起。各種牲口的排泄物在污染水、土地、空氣,細菌、病毒就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人的身體。這里就成為天然的新傳染病的起源地。

   龍希成:很想知道人類歷史上,究竟發生過哪些特大的傳染病流行事件?

   丁學良:根據西方史料,最早一次大的有文字記載的——此前只有考古物體證據上的傳染病遺跡——是公元前430年至427年在雅典發生的瘟疫。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得詳細描述了這次瘟疫流行的情形。當時這個流行病是怎么來的呢?

   這里我們就要先講人類歷史傳染病大規模流行的最重要的幾個渠道。第一個渠道是戰爭。大規模的征戰,使得士兵們從一個地方跑到很遠的其他地方——今天有的傳染病名字仍然保留著戰爭帶來傳染的痕跡,像“非洲軍團病”就是典型。第二個渠道是通商,商人們從一個地方到很遠的另外地方。第三個渠道是傳教士的宗教活動。這些都是有規模的遠距離人口流動的幾種分類。

   據修昔底得記載,在公元前431年,開始了西方史上最早的大規模戰爭之一——伯羅奔尼撒戰爭。這次戰爭之前,古希臘人從來沒有遭到像天花這樣的傳染病的攻擊,雖然那時候可能已有流感、結核和白喉等病發生。伯羅奔尼撒戰爭使得新流行病從非洲傳到了波斯即今天的伊朗一帶,再在公元前430年到了希臘。它使得雅典軍隊的生力軍1/4死亡,瘟疫隨即在南部希臘肆虐,導致了城邦人口的1/4死亡。

   根據修昔底得描述的病人們的慘狀,以后的科學家們推斷,那場瘟疫有好多種疾病,包括鼠疫、天花、麻疹和傷寒等等。這次瘟疫造成西方文明史上一次重大的改變。因為雅典本來有稱霸整個希臘半島的雄心——雅典是古希臘所有城邦國中最強大的兩個之一——但因為這次瘟疫,死了那么多軍人,死了那么多平民,仗也難再打下去了,雅典就稱霸不起來了。

   到了公元165~180年間,在羅馬帝國時期發生了另一場非常厲害的黑死病瘟疫——那時候羅馬是安東尼稱帝,史書稱之為“安東尼時期黑死病”——瘟疫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導致了羅馬帝國本土1/3的人口死亡。很快,過了不到兩代人的時間,到了公元211~266年間,羅馬又遭到第二次傳染病的大襲擊,兩次瘟疫橫行之后,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羅馬帝國衰落下去了。這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又一次重大的改變。所以,你不要看不起小小的病毒細菌,它們把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折磨得氣喘吁吁,不堪重擊。然后蠻族一入侵進來,它就完蛋了。

   到了公元1347~1351年間,也就是中世紀發生的那次大疫就更不得了了,整個西歐范圍內蔓延黑死病,許多地方1/3到2的人口都沒有了。那一次造成的慘重后果,影響了西方文明的差不多一切方面。

   比如它帶來了宗教的改變。因為當時那么多人痛苦,那么多人死亡,宗教要對此作出回應,就要找到新的教義來對這種苦難作出解釋。

   那個時期,西歐宗教中死神的形象特別突出,并且藝術也是突出一個“死”字。再比如說——從社會科學角度看,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它導致了農奴的解放。在此之前,農奴不怎么值錢,土地相對更值錢,但因為有1/3到1/2的人被黑死病掃掉之后,勞動力一下子就變得珍貴了。

   據經濟史學家諾斯(North)的研究,當時很多土地空出來以后,產權一下子就變得容易界定了:土地無主,誰占了就是誰的了。農奴逐漸獲得了自由身份,成為自由勞動者。

   這次的影響極其巨大,可以說是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另一次重大的全面的改變。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傳染病大現模的流行,對于人類文明有著非常深刻和全面的影響,它往往比戰爭、革命、暴動來得還要劇烈,因為它直接打擊了文明的核心和一所有生產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類本身,打擊了他們的身體,也打擊了他們的心靈。

   讓我們把觀察歷史的眼光從歐洲轉移到世界其他地方,同樣有幾次大流行病值得非常注意。待到歐洲近代向外擴張即殖民主義時期,瘟疫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不同病毒之間的交流,在這之前病毒還基本上只是在以歐洲為中心的,包括接近于中亞地區的陸地上的交流,歐亞之間的病毒交流也受到距離的限制。到了15世紀左右,哥倫布等人航海的時候,也就是近代資本主義的早期,傳染病橫行的范圍就擴大了。

   在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前,美洲的土著印地安人的人口,現在的專家們估計在5千萬到1億之間。在歐洲殖民主義者對美洲的擴張過程中,真正因為打仗或屠殺而死的印地安人并不占很大的比例,大部分倒是死于歐洲人帶去的天花、麻疹、霍亂、傷寒、鼠疫、流感、白喉等嚴重的傳染病——它們使得美洲土著90%的人口毀滅了。

   本來歐洲殖民主義者到美洲去以后,發現這個大陸土地如此肥沃,當地土著人口天然就是豐沛的勞動力,誰知道他們自己帶去的那些病毒、傳染病把當地的經濟生力軍給毀掉了。歐洲殖民主義者就不得不想另外的辦法尋找勞動力,這就引起了大規模非洲黑人奴隸的販賣,這也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巨大的制度性的改變。我們設想,如果印第安人不死于那些病毒;也許零星的奴隸販賣會有,但絕不會成為后來那么一種規模的制度性的活動。

   有很多人問:歐洲殖民主義者跑到美洲去,為什么他們帶去的病毒能殺死那么多的本地人,而本地的病毒卻沒有能夠對歐洲人造成同等程度的傷害呢?病毒不能只“欺負”美洲人啊!——注意,任何人口流動尤其是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都必然引起不同細菌病毒之間的交流,至于細菌病毒交流是否會引起人群的疾病,則要視具體情形而定。中國俗語“水土不服”和“一方水上養一方人”,有著豐富的經驗性智慧,也包含了我們這里所講的病菌交流。

   我們再從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與病菌存活、傳播之間的關系尋找答案的啟示。歐洲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農耕文明的地方之一,待到14~15世紀白人殖民主義者從歐洲到美洲去的時候,歐洲人種本身已經經歷過不知道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傳染病、瘟疫的“洗禮”了:每次疾病大傳染都要殺死一些人,使一些較體弱的人成為犧牲品,而存活下來的人就有了免疫力,有些免疫力可以傳給下一代。所以,14、15世紀的歐洲人,已經與形形色色的病菌來來回回打過無數次仗了。

   而美洲人呢?美洲人的祖先是在冰河期晚期大約一萬二千年以前,從歐亞大陸經由白令海峽到達美洲的,以后隨著氣候的變化,海水水位上升,陸地被淹沒,使得整個美洲脫離了世界文明的中心,變成獨立生長的一個世界。

   最早那批過去的人群,慢慢從北美洲蔓延到南美洲,他們的人口壓力相對來說很輕,在那個土地廣闊、資源豐沛的大陸上并沒有發展出像歐洲、亞洲這么復雜的農耕文明。他們飼養的動物很少,沒有像歐洲那樣人跟動物之間有著密切的互動關系。所以那時代的美洲人抵抗力非常弱。歐洲人從歐洲帶去的傳染病菌對于美洲人的殺傷力,遠遠勝過美洲本地的傳染病菌對于歐洲人的殺傷力。這之間的“人菌戰爭”是不對稱的,這種不對稱正是由于兩大洲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幾千年里的不同所造成的。

   如果說美洲對于歐洲或世界其他地方有什么“疾病報復”的話,那就是梅毒。梅毒是從美洲傳過來的,是西班牙人把梅毒從美洲帶到了歐洲,歐洲航海者很快就把梅毒帶到了遠東,先是中國,然后是日本。日本島國上原來的傳染病是不多的,后來多半是從外部傳入的。公元552年朝鮮的佛教傳教活動把天花帶到了日本——公元700年至1050年的三百多年間,日本歷史上稱之為“瘟疫時代”,其間發生過好幾次大流行病。

   龍希成:傳染病流行既然對人類文明產生過如此巨大的影響,那么直到什么時候,人類社會才慢慢發展出一套對付它的辦法呢?

   丁學良:人們認為最重要的是18世紀末英國醫生愛德華•琴納發現了“牛痘”技術對于天花的防御。其實,對天花防御最早的辦法可能是中國人發現的,這種方法在公元10世紀的時候,從中國傳到中亞,再傳到歐洲。但中國是用比較土的辦法,成效不可靠,風險也高,而琴納是用生物化學的方法,可以不斷地制造疫苗。1979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天花被徹底消滅,這是人類傳染病史上的大事!

   醫學史表明,在工業化早期,對于傳染病的防御方法基本上來自技術先進國家。那時候在歐洲等地,城市密集,人口密度非常大,又沒有公共衛生系統,容易造成大規模的傳染病,擴散得非常快。17~18世紀倫敦、愛爾蘭等地都發生過嚴重的瘟疫,然后他們的政府花大力氣逐步發展公共衛生系統。“預防勝過醫治”就是從天花疫苗開始的,當時變成了歐洲很多國家的一種政策。這種政策為它們的經濟發展和軍事擴張貢獻極大,是歐洲實力增長的中心要素之一。拿破侖軍隊最早推廣天花疫苗預防,這在它的長期征戰中太關鍵了。

即便是到了20世紀初,也還有過兩次非常大的傳染病流行。一次是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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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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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經濟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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