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克敵:五四雖百年,猶思錢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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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錢玄同  

劉克敵  

   1913年3月1日,錢玄同本應開始在浙江行政公署上班,因事拖至3日才真正“到署辦公”。他顯然心情極差,故在日記中寫道:“為不肯槁餓,作高等乞丐,看上司之訑訑然面孔,自甘貶損人格,晦氣!晦氣!亦復何說!”3月4日日記中,又赫然出現這樣幾個字:“到署枯坐。”而遠在北京的魯迅,日記中也不止一次出現這樣的文字:“枯坐終日,極無聊賴”“終日大雨。終日寫《易林》”。彼時魯迅和錢玄同都是政府職員,一個在教育部,一個在浙江省教育廳,說起來還是上下級關系。他們早在日本東京留學時就拜入章太炎門下,民國初年一個在北京山陰會館抄古碑,一個在杭州因戴玄冠、穿深衣上班遭人嘲笑。誰也不會想到數年之后,因他們的先后加入《新青年》,從而極大改變了新文化運動的進程。

   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刊登了錢玄同贊同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來信,并刊發陳獨秀的回應:“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學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之不景從也?可為文學界浮一大白!”以陳獨秀之小學造詣及在日本與章太炎的交往經歷,他當然知道錢玄同來信意味著什么——錢玄同不僅精通小學,而且背后有章太炎為首的“章門”群體或者說浙藉文人群體,他們在當時中國高校和學術界的影響之大,已呈碾壓其他學派之勢,桐城派的林紓、姚永概等被迫退出北大就是明證。遠在美國的胡適自然也知道錢玄同的分量,即便數十年后,在其口述自傳中還是一再表示錢玄同當年的贊同“使我受寵若驚”“錢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對我們有如此同情的反應,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

   看來錢玄同突然寫信給《新青年》確實出乎陳、胡的意料,也大長了新文學一方的士氣,僅此一點錢玄同就功莫大焉。但他還有三大功績,那就是和劉半農合作了一出“雙簧”以引起反對派的注意、勸魯迅加入新文學運動陣營,以及在他的勸說下,著名歷史學家、時任北大史學系主任的朱希祖逐漸轉變立場,最終于1919年在《新青年》上接連發表文章贊同白話文和新文學,后來還成為新文學第一個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創始人之一。說起來錢玄同和朱希祖關系非同一般,除同為章門弟子外,朱希祖和錢玄同大哥錢恂及侄子錢稻孫也都關系密切。1913年初朱希祖應邀到北京出席教育部的讀音統一會,到京后次日即拜訪錢恂及其子錢稻孫,錢恂當天即宴請朱希祖。在日記中朱希祖這樣介紹他和錢家的關系:“余在日本時,與稻孫和念劬先生之弟德潛相處最久。德潛名夏,與余同受業于章先生,遂于小學相交最契,然論小學、經學、途徑稍有不同。玩世不恭,人皆遠之,余則與之莫逆也。”他們從日本回國后同在嘉興中學任教,后來又同為浙江教育司職員。朱希祖赴京期間,錢恂向教育部推薦朱希祖到北大任教,朱希祖自然求之不得。后來錢稻孫又介紹錢玄同來北大任教,由于名額有限,朱希祖即表示可以讓給錢玄同。好在錢恂知道本來推薦朱希祖在先,就表示還是讓朱希祖先到北大,錢玄同以后再說。如此朱希祖自然加深對錢家的好感,對錢玄同的事情也會比較關注。鑒于朱希祖在學術界和教育界名氣很大,在章門弟子中年齡最長,他出面贊同新文學自然極有分量,至少同門中即便有不贊同新文學者,也不好再公開表示反對。章門弟子中對新文學意見最大者為黃侃,但即便私下冷嘲熱諷,黃侃并未公開撰文攻擊新文學,這應該和朱希祖、錢玄同、周氏兄弟等已經站在新文學一方有關——無論如何黃侃知道,同室操戈總是不好罷。

   那么,作為小學大家且思想守舊的錢玄同,為何突然轉而支持白話文和新文學?這一轉變是否得到章太炎的支持或默許?

   在此之前,錢玄同拜師章太炎后又投入今文大師崔適門下,顯然有背師之嫌,但他并未對章氏“謝本師”,而是依然行弟子之禮,章太炎也并未把他逐出師門,兩人交往如常。看來拜崔適為師一事可能得到章太炎的默許,他對錢玄同思想多變肯定很是了解,在寫給后者的信中曾以調侃語氣問道:“有人言足下近治今文之學。其語出自貴州人口,頗可怪。懷瑾素好此說,而不墮錙宋妄途。或足下亦以此自娛乎?”此信寫于1911年7月,從語氣看章太炎對錢玄同轉向今文之學有些將信將疑,認為不過是錢玄同“自娛”之手段。那么可以設想,以后章太炎獲知錢玄同寫信給《新青年》贊同新文學時,大概認為錢氏仍然不過是自娛而已,既不會贊成也不會反對。章太炎本人對于新文學運動并未真正重視過,在他看來這根本就不是什么學術——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不必擔心來自章太炎的反對,所以錢玄同才會決定贊同新文學。他知道只要自己沒有放棄繼續研究“小學”及其他傳統學術,章太炎就不會對自己贊同新文學表示反對——不僅是他,對于其他章門弟子也會如此。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早在1910年,章太炎就和錢玄同等人辦過一個叫《教育今語雜志》的刊物,所發文章均為白話,錢玄同不僅自己在此刊物發表四篇白話文,還用章太炎的名字發表了數篇白話文章,后來結成集子出版,名為《章太炎的白話文》。由此可見,章太炎認為若用來普及教育和“喚醒民眾”當然可以采用白話文,但這不是真正的學術,他根本不會看重——既然如此也就談不上贊同還是反對。

   錢玄同的大哥錢恂和章太炎既是好友又為同鄉,所以錢玄同1906年就拜入章太炎門下,從二人往來書信看,他們交往親切隨意,關系更似父子。加之錢玄同性格活潑好動,自然受到章太炎的喜愛。據《章太炎書信集》,現存章太炎寫給錢玄同的書信有59封,除最初幾封語氣較為嚴肅外,此后章太炎就不僅談學術更談一些生活瑣事,口氣也變得親切,對錢玄同的稱呼和自稱也更加隨意。章太炎甚至在書信中多次希望錢玄同盡快和更多地來看望他,如1910年一月底到三月初,章太炎連續寫了四封信,表示“久不見,甚念!望季時來過我”“想有他事,未知可以何日來此,甚念也”,可見兩人關系親密非常。更有甚者,章太炎還不厭其煩寫了很長一封信,為其解釋“錢”“夏” “季”三字的來歷和演變歷史,并且如獲至寶一般把自己讀古籍時的新發現詳細地告訴錢玄同,這些內容在寫給朱希祖、黃侃等弟子的信中是不會有的。理解了章太炎和錢玄同特殊的師生關系,再看錢玄同日記中有關評價章太炎的文字特別是對章氏學說表示異議的內容如“余雖受業章先生,然觀以辟今文之說,亦頗不為然”等,就不會感到奇怪,這在錢玄同看來極為自然:“余平生于學,喜言通。士生今日,貴乎擇善而從,惟求其是,故不可曖曖昧昧守一先生之說也”。明乎此,則對錢玄同既拜章太炎為師、又入崔適門下之舉很好理解,而且他贊同新文學也就不奇怪了。

   盡管不必考慮來自章太炎的壓力,但如此腳踏兩艘船,錢玄同還是要承受來自同門的壓力,當年拜崔適為師不久,其日記中就有“同人中頗有以師未死而遂背,疑為故立異論,以為逢蒙殺羿之舉”這樣的文字。為此他的對策是“在余雖自信不敢黨師門而妒道真,求學惟求心之所安,然三人成市虎。人言亦殊可畏,故寧藏拙而不顯也。”那么,曾遭受同門質疑的錢玄同,到1917年為何不再“藏拙”而是站出來公開聲援新文學?所謂“古文、今文”之辨,不過是傳統學術體系內的“新舊”之爭。而公開贊同陳、胡等人提倡新文學,等于跳出舊學陣營完全投奔新文學一方,錢玄同難道就沒有一點擔憂?這樣重大的轉變又源自何時?對此以往文學史要么語焉不詳,要么簡單歸因于錢氏的善變。其實一個人在思想觀念方面改弦易張,看似突變的背后應有長期思想情感方面的積累。

   此外,錢玄同在寫給《新青年》的來信中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反對“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從此成為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標志性口號,其中暗含為章太炎和同門復仇的意味,對此章太炎當然贊同,因為他早在1909年就對桐城派大加嘲諷:“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氣雖飭,氣體比于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紓視復又彌下,辭無涓選,精采雜污,而更浸潤唐人小說之風。夫欲其體勢,視若蔽塵,笑若齲齒,行若曲肩,自以為妍,而只益其丑也。”(《與人論文書》)。而林紓在自己和姚永概等被章門弟子排擠出北大后,也在寫給姚永概的信中大罵章太炎及其弟子:“敝在庸妄巨子,剽襲漢人余唾,以挦扯為能,以饾饤為富,補綴以古子之斷句,涂堊以《說文》之奇字,意境、義法概置弗講,侈言于眾:‘吾漢代之文也!’傖人入城,購搢紳殘敝之冠服,襲之以耀其鄉里,人即以搢紳目之——吾弗敢信也!”林紓此信收入1916年4月出版的《畏廬續集》,鑒于林紓當時之名望,錢玄同即便沒有讀過也能獲知該信大致內容,由此錢玄同借“桐城謬種”之罵攻擊林紓也就很正常。

   至于“選學妖孽”,錢玄同其實罵的是劉師培和黃侃等,對此章太炎態度大概比較曖昧。一方面雙方都是弟子,章太炎不好表態。其次黃侃既為弟子,又拜只比黃侃大兩歲的劉師培為師,這和錢玄同又拜崔適為師如出一轍,這可能多少會讓章太炎不太舒服。更重要的是,民國初年黃侃等“文選派”和桐城派有過一次紛爭,當時黃侃剛任教北大,繼姚永樸之后講《文心雕龍》,其《文心雕龍札記》堪稱“文選派”的代表作。之后其他章門弟子也紛紛加入,而桐城派文人姚永樸、姚永概和林紓等人影響被章門弟子削弱,之后竟被逐出北大。對此章太炎在《國學講演錄:文學略說》有這樣的評價:“阮蕓臺妄謂古人有文有辭,辭即散體、文即駢體,舉孔子《文言》以證文必駢體,不悟《系辭》稱辭,亦駢體也。劉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說。余弟子黃季剛初亦以阮說為是,在北京時,與桐城姚仲實爭,姚自以老耄,不肯置辯。或語季剛:呵斥桐城,非姚所懼;詆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后白話盛行,兩派之爭,泯于無形。由今觀之,駢散二者本難偏廢。頭緒紛繁者,當用駢;敘事者,止宜用散;議論者,駢散各有所宜。”章太炎對駢散之爭并無明確意見,特別在白話文盛行后,他認為此類爭辯更無意義。不過既然黃侃在章太炎之樸學派和劉師培之文選派之間更傾向后者的話,則章太炎對錢玄同的“桐城謬種,選學妖孽”雖不會全部贊同,卻肯定不會反對。何況他對新文學本就不重視,看他1917年和吳承仕的書信基本都是在討論佛學,新文學和白話文又怎能入其法眼?后來章太炎在寫給吳檢齋的信中說:“頗聞宛平大學又有新文學舊文學之爭,往者季剛輩與桐城諸子爭辯駢散,仆甚謂不宜。老成攘臂未終,而浮薄子又從旁出,無異元祐黨人之召章蔡也。”之后他又說:“每見歐陽竟無輩排斥理學,吾甚不以為是,此與告季剛勿排桐城派相似。蓋今日貴在引人入勝,無取過峻之論也。”

   無論如何,錢玄同所提出這八個字既高度概括又生動形象,所以很快流傳開來,誠如魯迅所言:“五四時代的所謂‘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是指做‘載飛載鳴’的文章和抱住《文選》尋字匯的人們的,而某一種人,確也是這一流,形容愜當,所以這名目的流傳,也較為永久。”對于錢玄同來說,盡管對白話文已有所了解,盡管對陳獨秀等人早就熟悉,但真正要贊同新文學還是需要一個契機——這就是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之發表。錢玄同的這一轉變看似突兀,實則有一過程,從其日記書信中可以覓得思想演變的大致脈絡。

   1909年10月2日,錢玄同在日記中提到章太炎曾告訴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價值能獨立之文人”有一百九十人,雖然錢氏沒有列出名單,但這“有價值能獨立”的判斷當會對他產生潛在影響。就在當年11月2日,錢氏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今之語言漸不典則,猶賴有文字以匠之,若棄文存語,是無皮之毛,無往不可附也。”可見他已注意到語言變遷中“言”(書面語)和“語”(口語)的關系。

   1910年1月13日及16日的日記中,則流露出對章太炎學說頗不贊同的意思:“余雖受業章先生,然觀以辟今文之說,亦頗不為然”,說明在錢玄同看來,只要自己認為正確,即便老師觀點不一致也要堅持,這等于為以后發聲贊同新文學埋下了種子。果然十日之后,錢氏日記中就出現了“文字中極俗者也應列入藝文”的說法。

   至1913年3月10日,其日記中談及王照、杜亞泉時,把王照的主張“廢漢字、用切音文字”記下來,說明這觀點給錢氏印象很深刻,或可視為錢氏以后主張廢棄漢字的先聲。

不過民國初年的錢玄同,思想仍然矛盾中,盡管因穿戴“深衣玄冠”上班遭人嘲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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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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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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