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道德、邏輯與常識——讀周志強《這些年我們的精神裂變》與《闡釋中國的方式》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99 次 更新時間:2020-02-16 23:57:30

進入專題: 周志強  

王彬彬  

   一位對大眾文化有興趣的年輕朋友,給我發來微信,說最近讀了周志強教授的兩本書,一本是《這些年我們的精神裂變——看懂你自己的時代》,一本是《闡釋中國的方式——媒體裂變時代的文化景觀》。年輕人肯讀書,當然是好事,我于是表揚了他。他又問我是否讀過這兩本書。我只能很慚愧地說沒有讀過。他于是說,讀了周教授的這兩本書,滿心困惑。這兩本書,雖然主題、結構并不相同,但卻嚴重重復。不是觀點的重復,而是文字的原原本本的重復。這是怎么回事?讀了年輕朋友的來信,我也覺得奇怪。于是買來了這兩本書,讀了一遍。讀了之后,驚訝不已。

   這兩本書都出版于2013年。《這些年我們的精神裂變》(下稱《裂變》,抄錄書中文字只注明頁碼)2013年9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闡釋中國的方式》(下稱《方式》,抄錄書中文字只注明頁碼)2013年11月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兩書出版時間只相差二個月,說是同時問世也不為過。《裂變》的作者后記注明寫于2013年4月26日,而《方式》的作者后記注明寫于2013年7月29日,時間相差三個月。這說明,早一點問世的《裂變》的確成書和交稿在前,而《方式》的成書和交稿則稍晚。

   讀了這兩本書,我發現,實際上同一本書中也存在嚴重的文字重復現象。大段大段的文字,在書中出現兩次,這現象在周志強教授的《裂變》和《方式》中都存在。至于《裂變》中的文字重復出現在《方式》中,則是十分嚴重了。不是每次都大段大段地重復出現,而是《裂變》中的文字往往成千上萬、甚至整章整節地重復出現在《方式》中。完全可以說,《方式》是《裂變》的擴充版。可以認為,在《裂變》交稿后,周志強教授又用三個月的時間,將之擴充為一本新書。在《方式》的后記中,作者說明了寫作此書的初衷,卻只字未提這本《方式》與《裂變》有何關系。

   如果說,這樣的一種學術表達和學術出版的方式,關乎的是學術道德問題,那么,在周志強教授這兩本書中,學術道德以外的問題也很嚴重,例如,文理不通、邏輯混亂、常識錯誤等現象,就并不鮮見。

   下面對這些問題舉例說明。

  

   一

   先說同一本書中的文字重復問題。在兩書中各舉一例。周志強教授的這兩本書,都是把在報刊上零散發表的文章組裝成專著模樣。《裂變》沒有明確標示章節,但設立了《國強民窘愈演愈烈?》《青年正在“消失”》《越來越需要“快樂”》《“微”抵抗還是娛樂自慰?》等十個專題,每個專題下設若干個子題。這專題就相當于章,而子題就相當于節了。

   《裂變》之《“微”抵抗還是娛樂自慰?》這一專題下,第一個子題是《“現實”有多美,“惡搞”有多惡》,其中寫道:

   隨著社會新階層的崛起,中產階級的夢幻打造著主流媒介的文化想象方式。自從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的國家藍圖,中國社會就開始了自己的“造夢工程”。龐大的市場與靈活多樣、不斷變革的管理模式,生機勃勃的消費潛能與有條不紊的政治調控,這里面種種國家形象的良好設計,都與一個國家的總體夢想設計緊密關聯在一起。我們不妨把這個國家的夢想設計稱為“夢想召喚”或者“小康神話”。通過個人的積極創造,全面進入一個小康社會的夢想,也就凝聚為今天人們個人夢想中成功形象的政治內涵。

   夢想召喚成為目前中國社會最為基本的意義與價值的召喚模式。大眾傳媒對于種種個人成功者的形象設計和裝潢,都是這個文化工程的一部分。從中國的現代歷史進程方面看,“夢想”代表著進步、公平與富裕;從中國新的政治形象的自我設計來看,它意味著人文、親民和理性;從中國社會的結構變遷來看,它又表征著對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的呼喚與認可;而從中國社會的思想根源來看,這是中國文化傳統想象中的理想社會的象征。這也就不難理解,今天的中國大眾傳媒為何不遺余力地打造各種白領生活場景。(第68頁)

   這兩個自然段,又這樣出現在《裂變》之《精神分裂的途中?》這一專題下。《精神分裂的途中?》的第一個子題是《“國家主義”之后的夢想成真?》,其中寫道:

   自從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的國家藍圖,中國社會就開始了自己的“造夢工程”。龐大的市場與靈活多樣、不斷變革的管理模式,生機勃勃的消費潛能與有條不紊的政治調控,這里面種種國家形象的良好設計,都與一個國家的總體夢想設計緊密關聯在一起。我們不妨把這個國家的夢想設計稱為“小康召喚”或者“小康神話”。通過個人的積極創造,全面進入一個小康社會的夢想,也就凝聚為今天人們個人夢想中成功形象的政治內涵。小康召喚成為目前中國社會最為基本的意義與價值的召喚模式。大眾傳媒對于種種個人成功者的形象設計和裝潢,都是這個小康工程的一部分。在這里,“小康”這個概念內涵變得非常豐富:從中國的現代歷史進程方面看,這個詞代表著進步、公平與富裕;從中國新的政治形象的自我設計來看,這個概念意味著人文、親民和理性;從中國社會的結構變遷來看,這個概念又表征著對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的呼喚與認可;而從中國社會的思想根源來看,這是中國文化傳統想象中的理想社會的象征。(第227頁)

   說第68頁的兩個自然段原原本本地重復于第227頁,當然言過其實。還是一些字句的變動的。第68頁中第一個自然段的第一句話和第二個自然段的最后一句話,在第227頁中沒有了。還有,第68頁的“夢想召喚”,在第227頁變成了“小康召喚”;第68頁的“文化工程”,在第227頁變成了“小康工程”。還有一些細小的差別。但說第68頁和第227頁的這兩個自然段,文字表達基本相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這不可能是兩次寫作的無意間的雷同。任何人,兩次表達同一種意思,遣詞造句也不可能相同到這種程度。前面說過,周志強教授的這兩本書,都是將零散發表的報刊文章組裝成專著。這樣的文字雷同,只能理解為兩處文字本來存在于兩篇獨立發表的文章中。但兩篇文章中的文字雷同,也絕不是無意間的巧合。這兩段話,本來在一篇文章中已經寫過了,在寫另一篇文章時,周志強教授將這兩段話粘貼過來,又有意識地做了些文字變動。這樣的文字重復,出現在兩篇獨立發表的文章中時,邏輯的問題還不突出。但是,當它們作為一部專著的部件相隔很遠地同時出現時,邏輯的問題就很顯眼了。這兩段話,可以出現在不同的專題和子題下(實際是不同的章節中),那么,這些專題之間到底有沒有邏輯關系?如果有邏輯關系,這關系是怎樣的?如果根本沒有邏輯關系,又何必把零散發表的報刊文章組裝成專著的面目出版?

   再舉《方式》中的一例。《方式》專著的色彩就更強烈了,可以說具備現代學術專著的一切形式條件。有導論,有章有節,有余論,有參考文獻。第四章《快樂依賴與傻樂主義》的題目下,設了二節。第一節“從娛樂到傻樂”的名目下,則有“娛樂的政治”和“娛樂與市儈主義的泥淖”兩個小題目。在“從娛樂到傻樂”這個題目后,周志強教授先進行了一番總論,然后才論述“娛樂的政治”和“娛樂與市儈主義的泥淖”兩個子問題。在總論中,周志強教授寫道:

   顯然,在今天的中國,“快樂”已經成為不能被指責的東西,一旦指責就是高高在上無視老百姓的生活,就是精英主義的偽善,就是假惺惺......(第141頁)

   在第141頁,這是一個獨立的自然段,最后的省略號也是原文所有。這幾句話又原原本本地出現在“傻樂與市儈主義的泥淖”這個子問題里:

   顯然,在今天的中國,“快樂”已經成為不能被指責的東西,一旦指責,就是高高在上無視老百姓的生活,就是精英主義的偽善,就是假惺惺。據報道,電視劇《鄉村愛情故事》研討會上......(第147頁)

   這段引文最后的省略號是我加的。原文這一段很長。第141頁的那個獨立自然段被用作了第147頁至148頁的一段很長論述的開頭。相隔這么近,在同一個小節里,這樣原原本本的文字重復,也是很怪異的。在《方式》的后記里,周志強教授感謝了許多報刊,因為它們“刊登了書中的大量內容”(第245頁)。這讓我們知道,《方式》也是零散發表的文章的組合。周志強教授在將零散的報刊文章組裝成學術專著時,看來一般不是將單篇文章整體地安裝在專著里,而是把單篇文章拆成若干個部分,變成若干個部件。這樣一來,哪怕一篇一兩千字的報紙文章,也完全可能裂變成幾個部分,出現在專著的不同章節里。這種組裝當然是在電腦上操作的。以這樣一種方式在電腦上組裝專著,文字的重復,就是很容易出現的現象。

   前面說,《方式》是《裂變》的擴充版,這其實是不準確的。《方式》本身是由零散發表的報刊文章組裝而成。而同樣的一批文章,又被用作了組裝《方式》的材料,這樣說更妥帖。《方式》與《裂變》的高度重復,正是使用了同一批原材料所致。也舉些例子。

   《裂變》中的第22至25頁部分,出現在《方式》中的第181至183頁;

   《裂變》中的第43至45頁部分,出現在《方式》中的第140至142頁;

   《裂變》中第77至79頁部分,被拆成幾塊,出現在《方式》中的第162至177頁;

   《裂變》中第113至119頁部分,出現在《方式》中的第192至197頁;

   《裂變》中第189至191頁部分,出現在《方式》中的第190至192頁;

   《裂變》中的第191至197頁部分,出現在《方式》中的第197至202頁;

   《裂變》中的第129至132頁部分,出現在《方式》中的第33至35頁;

   《裂變》中的第155至161頁部分,出現在《方式》中的第107至111頁;

   《裂變》中的第161至162頁部分,出現在《方式》中的第105至106頁;

   《裂變》中的第164至172頁部分,出現在《方式》中的第117至123頁;

   《裂變》中的第176至178頁部分,出現在《方式》中的第47至49頁;

   《裂變》中的第105至109頁部分,出現在《方式》中的第49至52頁;

   《裂變》中的第182至189頁部分,出現在《方式》中的第53至59頁。

   以上只是舉例而已,并不是兩書重復的全部。兩本幾乎同時出版的書,以文字相同的方式如此大面積重復,關乎學術道德問題。而將多年間零散發表的報刊文章同時組裝成兩部學術專著,則既關乎道德,也關乎邏輯。周志強教授在將零散文章拆開、重組時,手法撲朔迷離、高深莫測。這不禁讓人生出這樣的疑問:學術專著可以以這樣的方式組裝嗎?如果可以,學術表達自身的邏輯還要不要?

   順便指出,對于《方式》與《裂變》在文字表達上的高度重復,周志強教授沒有在任何場合做過任何說明。

  

   二

   在周志強教授的書中,語言表達中的文理不通、邏輯混亂和常識錯誤等現象,也是很嚴重的。也舉些例子。

   《裂變》全書開篇,寫的是“高速路口的政治隱喻”,說自己開車在河北黃驊高速路收費口遇上擁堵:

   在這里,沒有人對收費的多少產生異議,也沒有人對高速路變成了龜兔賽跑的狀況表達不滿。人們似乎已經對這種現象麻木不仁了。面對無數車輛堆積,公路局的人員卻感受不到任何情緒方面的壓力。

   有趣的是,車內的怨氣是明顯可以感覺到的。在等待通過收費口的一個多小時內,我看到了兩起車輛碰撞的事故。人們不斷從車窗探出頭來張望,焦躁的面孔寫滿了詛咒和無奈。

顯然,人們之所以心安理得地接受高速路收費站這種“高收費、爛服務”的原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專題: 周志強  

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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