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傳染病是全球化特定風險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71 次 更新時間:2020-02-17 11:11:00

進入專題: 武漢新冠肺炎   全球化   傳染病   風險   治理  

田飛龍 (進入專欄)  

   武漢新冠肺炎危機引發人們很多思考。在隔離管制的狀態中,對這一危機的冷靜反思是值得的。其中一個維度是全球化風險的維度。新冠病毒起于武漢,具體來源尚不明確,這本書就是一個風險謎題。病毒的傳播途徑也莫衷一是,從最基本的飛沫傳播到氣溶膠、血液等不一而足,這種知識認知上的不確定性也是一個風險謎題。

   中國是經濟全球化最活躍的經濟體和關鍵節點,來往中國的商旅人士絡繹不絕,他們本身也是“病毒”的關鍵傳播者,甚至有“超級傳播者”,還有不道德、不守規矩的“毒王”,他們到底去了哪里,危害如何,傳播到了哪一級,是否可控,這些問題并沒有在WHO防控合作機制及各國協調措施中予以精確定位,這也是重大的風險謎題。這些風險在源頭上與全球化有關,其傳播、擴散甚至最終的防控完成也必然與全球化有關。  

   全球化,在國家、資本與精英的心目中自然成為權勢、財富與文化優勢的擴散增值機制,然而全球化網絡傳播的絕不僅僅都是正面的信息與物質,也包括負面產品,比如說經濟不平等和傳染病。法國“網紅級”經濟學家皮凱蒂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及《資本與意識形態》中持續深入批判全球化資本主義帶來的經濟社會不平等,而且全球化過程始終伴隨著落后國家、保守性產業及本土文化精英的抵抗行動。  

   傳染病是另外的關鍵風險。早在羅馬帝國與秦漢帝國平行發展的時期,絲綢之路上的傳染病就曾經肆虐橫行,天花、瘧疾與鼠疫造成過龐大帝國人口的結構性消減及經濟動能的嚴重衰退,并引發各自的政治社會秩序動蕩變遷。早期殖民時代,葡萄牙與西班牙對拉美土著文明的摧毀,除了直接的武力屠殺與強制勞動之外,傳染病也是非常重要的“殺手”因素。

   全球化帶來了不同人種的過度密切接觸,而他們各自的免疫力、疾病史以及傳染經歷各不相同,很難保證不相互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人類對自然的過度開發造成的自然病毒的變異、進化與跨種群傳播,也是重要的風險來源,此次武漢肺炎危機中的“蝙蝠疑云”就是如此。還有各國生物戰與病毒研究的風險控制能力各有差異,“人造病毒”也不是不可能。全球化還造成了各地生物物種之間的販賣、走私與交互,其病毒交叉和傳染更加難以預防和控制。    

   全球化帶來了經濟發展、旅行便利、人文交流以及人類整體福利的進步,但傳染病的變異升級也必然長期尾隨,不可能只有收益沒有風險。這就像參天大樹,越見其高大,越顯其陰影。我們對傳染病風險的親身體驗和反思絕非是反全球化的動機和理由,因為全球化帶來的總體文明增量和福利前景對于人類的道德交往、物質進步和知識提升具有無可置疑的價值。只是,我們必須清晰理解到,傳染病是全球化眾多風險中無可回避的顯著風險。我們回顧一下近期的狀況,2003年的SARS、2009年墨西哥的H1NI、2014年非洲埃博拉以及2019年非洲豬瘟等,而當下的武漢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染性、致死威脅、波及面以及對社會經濟的負面影響,更甚以往。

   沒有誰可以在這一場全球化條件下的傳染病危機中獨善其身。在中國全面應對疫情防控的同時,各國應以理解和應對共同危機的生存倫理和道義責任對中國進行援助支持,并做好自身的防疫部署。同處中國主權秩序內的港臺地區表現出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以及乘機脫鉤、歧視的言行及操作,是“一國兩制”與民族復興之痛,將疫情過度政治化也反映了港臺某些勢力背離國家立場和人類普遍價值的陰暗心理和道德退步。至于歐美一些鷹派反華勢力的冷戰動作和歧視言行,更是對其曾經領導和塑造之全球化價值秩序的背離。借“疫情”歧視、敵視中國,甚至希望中國經濟社會遭受更大損失,發展中斷,乃至于爆發某種政治危機,這是鄭永年先生所謂“西方一股新的反華潮流”的風起云涌,也是背離全球化的政治倒退。

   相反,我倒相信真正全球化的價值與力量將在這次武漢疫情應對中得到考驗和進步,也相信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想事業是21世紀全球化最具價值正當性和發展前景的方案。就傳染病而言,中國的有力防控是對世界公共衛生秩序的重要貢獻,通過防控過程的全球合作與協調治理,全球化體系不僅可以證明其經濟優勢,也可證明其制度優勢。當然,經過此次抗疫大考,我們也必須清楚看到中國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仍有較多機制和空間需要嚴肅檢討和改進,以便應對中國更深層次全球化帶來的嚴重風險。

   而“人類命運共同體”既然是21世紀的全球化方案之一,就必須在公共衛生秩序和風險防范上有充分的技術儲備和制度安排。中國應對此次危機提出的“生物安全”不僅是國家治理的新要素和新命題,也應當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擴展思考與秩序建構之中。因為,越緊密的共同體,對安全及預防傳染風險的要求就越高。但愿此次危機能夠促進中國治理能力的制度性進步及病毒研究和防控技術水平的真正突破。只有中國有能力許給國人及世人一個可控傳染病的安全秩序,“人類命運共同體”才具有了最基本的信任前提。因此,這是一次關于中國是否有能力真正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技術與制度大考,而中國的合格擔當與進步必然構成21世紀全球化的真正福音。        

  

  

  

   (原載多維新聞網專欄,2020年2月16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一戰線高端智庫駐站研究員,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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