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陳君:黨史研究應有新突破

—— ——讀劉源將軍《夢回萬里,衛黃保華》有感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10 次 更新時間:2020-02-17 22:27:14

進入專題: 黨史研究  

呂陳君  

  

   劉源將軍的新著《夢回萬里,衛黃保華——漫憶父親劉少奇與國防、軍事、軍隊》(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是近年來黨史研究領域一部難得的佳作,除了作者獨家掌握的許多珍貴史料外,尤其是在大歷史觀上提出了不少獨到深邃的新見解,宛如沉厚的歷史高原上吹來一陣清風,讀后讓人耳目一新,掩卷深思。作者在前言中亦多次點題,“闡述些獨見而非共識,或許可對史實提出個新視角”,“作點新試、破點規矩,或許可對史實激發些新感悟”,“或許可為史實增添點新內容”,實為克羅齊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之注腳。那么,作者論述史實的新意,究竟新在哪里呢?

  

   作為黨史研究的愛好者,我個人認為,本書最大的新意在于:作者利用自己掌握的豐富史料(親歷者自述),彌補了諸多歷史空白及裂縫,完整地描繪出了大革命時代父親劉少奇真實的歷史肖像,此類逸史漫憶,對正史也起到了補遺糾誤、畫龍點睛之妙用。作者在書中有一段回憶:1967年春和夏,父親被隔離監禁,16歲的他被特許去照顧父親的生活,在獨處交談時,平時極少言談自己經歷的父親,主動跟他講述了許多親歷往事,“他很想知道社會上的質疑,也愿回答詢問”,這也算是父親留給他、亦期留給后世的政治交待。這段特殊的文革經歷,在少年劉源心中或許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經半個世紀,“僅憑少年強記,不舍經年捉摸,按圖索驥、補學舊史、尋求新解”,終于在父親劉少奇誕辰120周年之際,出版了這部立傳史論性的著作,對父親是一種告慰,對歷史也是一個交待。

  

   1945年6月,中共七大選舉產生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位中央書記處書記,史稱“五大書記”,這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之后劉少奇就成為黨內實際上的“二把手”。在戰爭年代,槍桿子里出政權,軍事斗爭是最重要的事情,帶兵打仗的將帥就成為當時最耀眼的明星,相對而言,長期負責工運、白區工作的劉少奇就要低調太多,其歷史形象也有點模糊不清,他究竟為黨、為革命做過哪些偉大貢獻,并未充分彰顯出來,尤其在軍隊和軍事上的重要貢獻被嚴重低估了。劉源這本新書的主題似乎就是為了糾正這種歷史偏見。

  

   書中給讀者印象最深的是,劉源講述了兩段不被史家所注意、也并未見于正史結論的歷史事實,但這兩件事情對人民軍隊的建立和發展,都是極為重要的歷史貢獻。

  

   第一件事,1922-1925年,劉少奇在安源路礦領導工人運動時,組織起了工人糾察隊,這是“中國共產黨武裝工農最早的實踐”,比葉挺獨立團還要早幾年,“這為人民軍隊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極為可貴的、能生長接續的積極探索”。后來,他把組織工人糾察隊這套做法帶到上海“五卅運動”和廣州“省港大罷工”中,使之成為當時全黨工作之重點。工人糾察隊是黨領導下的第一支武裝力量,為后來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培養了大批黨員骨干,“血脈延續至今,稱其為人民軍隊最早的雛形前身,當之無愧!”

  

   第二件事,1936初,紅軍長征達到延安后,僅剩不到3萬人,紅區損失90%,白區損失100%,如果固守陜北一隅,發展空間極為狹隘,紅軍是絕不可能壯大起來的。此時,恰好爆發了“一二·九運動”,中央任命劉少奇為北方局書記,去重建華北黨組織。當時平津地區僅有黨員30多名,黨組織幾近渙散,但在劉少奇出色的領導下,一年后北方局就發展黨員5000多人,再一年就超過17萬人。有了強大的黨組織,才會有強大的軍隊,這是黨指揮槍的基本道理。劉少奇把擴充軍隊、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作為北方局的中心任務,他早在1928年就明確指出:“爭取廣大士兵群眾參加革命是最主要的軍事工作”。不到一年時間,北方局就在山西“擴紅”10萬人,拉起了數十萬人槍的民兵游擊隊,再后來,光晉察冀正規部隊就發展到30萬人,使得整個華北成為敵后抗戰的咽喉。華北根據地穩固后,劉少奇又被中央陸續任命為中原局書記、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負責華中和整個華東地區的軍隊組建和根據地建設工作,擴充部隊逾20萬人,“與華北八路軍和解放區緊貼相連,形成了持久抗戰的戰略格局”。皖南事變后,在新四軍軍部重建大會上,代軍長陳毅如此鄭重地介紹政委劉少奇:“抗戰后,他到華北,華北抗日運動就有了大的發展;到皖東,同樣展開了大的局面;到蘇北,也一樣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央中央到這里來直接指導我們的。新四軍直接在中央和劉少奇同志領導下”。這是實事求是的評價。1936-1942年這六年時間,劉源稱之為父親劉少奇的“長征”,華北和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創建,“空前發展了黨和人民軍隊”,打出來百萬軍隊、幾百萬民兵游擊隊、一億多人的解放區,這是人民軍隊發展壯大的關鍵時期,為抗戰和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由此可見,在人民軍隊發展史上,劉少奇的開創壯大和組織領導之歷史貢獻,是厥功至偉、無人可替代的,這也是他能成為黨內“二把手”的最重要資歷。大革命時代,黨內英雄輩出,群星璀璨,一個人歷史地位的形成都是自己打出來的,名副其實,眾望所歸。七大選出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核心,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紅區”正確路線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白區”正確路線,作為全黨路線之統帥,這是全黨之公認,歷史之定論。中共第一代領導人都是個人魅力型的政治領袖,可以這么說,毛澤東的戰略能力,劉少奇的組織能力,周恩來的外交(情報)能力,構成其政治領導力的核心。這應是一種公允的歷史評價。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高度評價他“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稱贊他“無論過去、現在、將來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學習的光輝榜樣”,這就是對劉少奇一生奮斗最好的歷史總結。

  

   但對上述兩個史實,尤其是后者,不知為什么,竟被史家所忽視,劉源在書中也指出,“這一段,在軍史上算是半空白吧,正史很少,研究更缺,評價幾無”。究其原因,戰爭年代,人們關注的往往只是戰爭本身,而并不關注戰爭背后真正起決定性的東西。戰爭不僅僅只是帶兵打仗,更重要的是支撐戰爭的整個經濟與政治體系,譬如,怎么組織兵源,怎么給部隊提供軍餉、裝備、物資,軍民關系、戰爭中的人心向背等,這些才是最終決定戰爭勝敗的關鍵因素。只有注意到歷史的細節,看清楚歷史的全貌,我們才能真正地認識歷史,認識到歷史的規律性。

  

   本書還有一大新意就是,對一些有爭議的歷史問題,作者也并未回避,而是正向面對,力圖給出一種合情合理的解釋。對黨史研究來說,這是最有價值的看點,能解開諸多歷史疑團。

  

   近兩年,網上流傳一種觀點,“說劉少奇一直整彭德懷”,包括1959年廬山會議上打倒彭總,這種說法甚囂塵上,風傳甚廣。劉源在書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就自己了解的實際情況,詳細講述了劉彭兩人的歷史關系,“以卻塵囂,以正視聽”。恰好我也研究過這段歷史,比較清楚其來龍去脈,現將有關史實綜述概論如下。

  

   1942年,劉少奇從華中返回延安,奉毛澤東指示“對華北工作加以考察”,途經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時,他當眾嚴厲批評了彭總,重軍事而輕地方黨政,根據地建設尚欠扎實完善。據楊尚昆回憶,當時劉彭兩人都“拍了桌子”。彭總脾氣大是出了名的,但他對劉少奇的批評還是服氣的,后來他在七大上總結經驗教訓時說過:“由城市轉入農村,由運動戰轉為游擊戰,是件不容易的事。在這里證明了劉少奇同志,不僅有白區城市工作的經驗,他也懂得農村的敵后戰場。”1953年,彭總對中央處理“高饒事件”的決議是反對的,甚至毛主席讓人傳話警告他不要表態,當時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毛去杭州主持起草首部憲法),劉彭兩人對此事件的看法有分歧,但這實屬正常。1959年,中央召開廬山會議的初衷是“糾左”,把過高的經濟指標壓下來,彭總上萬言書后,“毛主席還當面肯定了他的發言”,但后來形勢突變,彭總的直言得罪了許多地方大員(他們是大躍進的主要支持者,打個比方說,大躍進比現在房地產還熱,地方獲益最大),結果“批彭一邊倒,群起而攻,群情激昂”,特別是,有些人在毛主席跟前添油加醋、造謠污蔑、挑撥離間、佞讒陷害,“糾葛積怨舊賬,上綱到趁機發難篡權,彭百口莫辯”。形勢所迫,劉少奇也作了發言批彭,但他講話是最簡短含蓄的。在當時政治環境下,劉彭之間的爭論爭吵,尚屬工作中的正常分歧、組織上的正常批評,談不上誰整誰,更談不上“陰謀論”。

  

   劉源在談及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三人關系時,亦感慨萬千:“仨湖南老伯老爹,已居天際間,千喚不一回。”湖南人具有一種蠻霸堅毅的性格,為自己堅持的原則和信念,敢于斗爭到底,絕不妥協,甚至不惜殺身成仁,毛劉彭三位偉人更是如此。性格不僅決定了個人命運,有時也能決定歷史走向。

  

   毋庸諱言,文革中黨內的分歧和斗爭,是異常激烈和殘酷的,最終導致一場民族浩劫。父親劉少奇被打倒,是文革最大的冤假錯案,也讓劉源全家人都付出了慘重代價,但他在書中完全拋下了個人恩怨,主動承擔起歷史責任,試圖去探究反思歷史真相。作為晚輩,他不便評論父輩們的對錯是非,這是盡自己的本分,但他在書中反復呼吁,“謹與讀者學者共同探討”,“請專家探究,導后人真知”。他大力倡議,“終歸必須澄清史實”,“求真務實、公允提出問題,直言正史、嚴肅舉證評說”,“公開史、明探討,定會贏得信賴”。這種大歷史觀,或許更值得我們去重視,并深入地去研究。

  

   尊重歷史,以史為鑒。歷史絕不會被遺忘,它將永遠活在人們的心靈深處。但對一個歷史事件,如果讀者從不同的視角,使用不同的方法,或站在不同的立場上,都會得出不同的解釋和結論。所以,歷史真相究竟是什么?事實并不是歷史真相,事實之間的邏輯必然性才是歷史真相。科林伍德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就說明歷史絕非事實的簡單堆積,它是一種復雜的思想體。不管怎么說,黨史是中國現當代史的核心,是近百年來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結晶,如何準確、正確、合情、合理、完整地認識黨史,使之成為全民族共同永恒的精神財富,這是新時代黨史研究應有的抱負和使命。“光輝史、新發掘,為黨增輝添彩!”或許就是劉源將軍這部新著蘊含的深意所在。

  

  

   作者簡介:呂陳君,湖南長沙人,中美塞爾研究中心研究員。曾任聶榮臻教育促進會副秘書長。業余時間研究黨史,發表過《歷史背影中的姚依林》、《文革歷史淵源和心理動機之探討》等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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