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錦詩:保護傳承敦煌文化 增強中華文化自信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17 次 更新時間:2020-02-18 13: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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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錦詩  

  

   2019年8月19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到敦煌研究院視察莫高窟、察看珍藏文物和學術成果展示,了解文物保護和弘揚傳承敦煌文化藝術情況,同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和文化單位代表座談并發表重要講話。作為一名畢生從事敦煌莫高窟保護研究的文物工作者,我親耳聆聽習近平總書記對敦煌文化保護傳承工作的重要講話,備感振奮。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是我們做好文物工作的重要指針,激勵我們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

   敦煌文化是各種文明長期交流融匯的結晶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深刻指出:敦煌文化是各種文明長期交流融匯的結晶。我國自漢代以來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敦煌始終以中華傳統文明為根基,不斷吸納著來自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多元一體的敦煌文化始終傳承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同時又閃耀著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臘文明的璀璨光芒,成為舉世矚目、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

   敦煌,地處河西走廊西端,西鄰西域。絲綢之路開通后,自“西海”(地中海、里海)東行經西域門戶伊吾、高昌、鄯善三道,總湊敦煌。作為漢王朝的西部邊陲,敦煌所具有的控扼東西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為漢王朝經略西域的橋頭堡,奠定了敦煌文化的舞臺。

   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屬于青銅時代的四壩文化火燒溝類型的先民,就已經開始了對敦煌地區的開發。前121年漢武帝開疆擴土,敦煌地區正式納入漢王朝版圖,為西域的經營拉開了序幕,進而使中西交流成為漢王朝的國家行為。前111年設敦煌郡以后,不少內地的世家大族遷入敦煌定居,這些世家大族帶來的中原文化與當地少量原居民所積淀的與西域、中亞千絲萬縷的文化因素,共同構成堅實的漢晉敦煌文化土壤。而這種以移民為主體的居民,及在新遷地域共克時艱的開發經歷,使他們較少拘泥于區域的異同,而更富于相互理解和包容,終于形成這一地區自覺的包容并蓄的文化基因。這樣就使漢族與月氏、匈奴遺緒及以后與鮮卑、粟特、吐蕃、回鶻、黨項、蒙古等少數民族的和平共處成為常態。

   從漢代懸泉置遺址出土的西漢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以后的簡牘表明,懸泉置驛站的一個重要職能是接待西域諸國來漢廷的使節,曾接待過來往于漢廷和西域之間的大月氏、康居、龜茲、罽賓、大宛、烏孫、于闐、精絕等29國使節。敦煌在東漢明帝(公元58—75年)時期就將“浮屠”這一具有特定文化內涵和指向的外來詞語用作地名,可見敦煌作為漢王朝西陲郡治,已成為了解異域文明的窗口和文化交融的首善之區。漢末三國期間來華的著名譯經高僧、居士安世高、安玄、支樓迦讖、支謙、康巨、康孟詳、康僧會、白延等,正是分別來自西域的安息、大月氏、康居、龜茲等國。三國兩晉至十六國時期,佛教在敦煌逐漸扎根,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并存并進,發展成為當地的主要宗教之一。始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莫高窟,則是敦煌佛教文化發展的最顯著標志。

   中國現存四大石窟中,云岡、龍門石窟皆因北魏諸帝尤其是孝文帝所置,雖均地處京都,但因人置廢,故都具有很強的時段性。麥積山石窟最得山水地利靈秀,自是禪僧遁世隱修的不二之選。而敦煌是河西諸綠洲中為戈壁環繞的最小綠洲,其經濟實力與帝都及開發較早的甘肅東部相較,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計。但又是什么原因使從東而來的樂僔和法良獨獨垂青于此呢?

   撩開樂僔于此“忽見金光,狀有千佛”及法良所見“諸多神異”的神化面紗,真實的答案只能是——適宜的自然和文化生態環境。可以說,正是敦煌地區這樣特定的連接東西、溝通中外的文化窗口功能及三百多年佛教文化的浸潤所積淀的豐沃的佛教文化樂土,促使樂僔、法良肇始于此“架空鐫巖”。盡管敦煌地區此后亦屢歷兵燹,最終仍然造就了一千余年各朝開窟不輟、歷代造像迭新的特殊佛教圣地,遺存了以大量中古文書與其他各類文物所構成的優秀人類文化遺產。

   伴隨著20世紀初敦煌石窟藏經洞文獻的發現、流散和傳播,在中華文化的譜系中催生了舉世矚目的“敦煌學”,使敦煌走向世界。王國維先生將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的漢晉木簡、敦煌石窟藏經洞的六朝及唐人寫本、北京內閣大庫的元明以來書籍檔冊稱作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學術史上的四大發現,而敦煌一地所出便占其二。其中敦煌塞上木簡是指斯坦因在敦煌長城遺址采集的數百枚木簡。20世紀90年代初,敦煌懸泉置遺址考古發掘又獲漢晉木簡數萬枚。這些科學發掘的木簡資料極大地充實了敦煌文化的內涵。

   敦煌文化的內涵非常廣泛,作為以地冠名的地域文化,其核心無疑應以敦煌木簡和敦煌石窟群(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東千佛洞及肅北五個廟石窟等)的石窟考古、石窟藝術以及藏經洞文獻的綜合研究為標志。

   敦煌佛教的發展與興盛,歷代世家大族、甚至皇室貴族是主要推動者。在莫高窟,凡是規模宏大、藝術精美的洞窟多為世家大族所建,且形成一種傳統:往往一家一窟,或一族數窟,或父子相繼、甚至祖創孫修的營建傳統。在世家大族和皇室貴族的帶動下,下級官吏和一般世庶民眾也熱衷于開窟造像。除莫高窟外,在敦煌西千佛洞、肅北五個廟、瓜州榆林窟等,都留下了大量的僧俗各階層民眾開鑿的洞窟。

   揭開佛教教義的神秘帷幔,敦煌壁畫豐富多彩的佛國世界正是當時現實世界的真實折射。我們從繁盛神秘的宗教文化的背景下,所看到的當時人們的生產生活、民俗節慶、婚喪嫁娶、喜怒哀樂等人生百態,如農作圖中的滿足和親切、嫁娶圖中的喜悅和熱烈等,就不再有時間的距離而可以直接對話;建筑、服飾、用具、工具等具有不同時代烙印的物質造型,如普通民居的樸實可信、帝都崇樓的天國藍本,則似乎觸手可及、可感可知,從而構成敦煌中古時期活靈活現的社會文化發展演變的圖譜。敦煌壁畫所包涵和直接反映的歷史、民族、文化、教育、經濟、建筑、科技、民俗、生產生活、醫療衛生、東西交流、漢晉傳統文化與佛教文化的關系、寺院、宗教、宗教流派、參禪儀軌、石窟形制、石窟(壁畫、雕塑)藝術、世族關系、供養方式等豐富內涵,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它們不僅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東西文明交融的文化寶藏,而且還具有古代文明的博物館功能。

   在敦煌文獻中,僅藏經洞出土文獻就達五萬多件,目前可知有明確紀年者上起西晉永興二年(公元305年),下至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加上敦煌石窟北區近年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夏文、回鶻文、藏文、蒙文(含八思巴文)、梵文(含婆羅迷文)的元代佛教典籍以及敘利亞文《圣經》摘錄等文獻,它的起止上下限與敦煌石窟的開鑿基本同步,也歷時千年。這些文獻以多種文字的寫本為主,還有少量印本。約占90%的佛教典藏著作不僅充分展示了敦煌地區活躍的佛教文化背景和諸家爭鳴、并存的良好文化氛圍,佛教文獻本身還具有極為難得的拾遺補缺和校勘的歷史文化價值。而道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典籍和古藏文、粟特文、于闐文、回鶻文、梵文佛教典籍,從一個側面反映多元文化交流的面貌。其他文獻雖總量不大,內容卻極為豐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地理、民族、語言、文學、教育、天文、歷法、算學、醫學、科技、美術、音樂、舞蹈、體育等,幾乎包含了中古時期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而且文化內涵遠遠突破了敦煌本身的地域局限,足以代表中華文明及與西方文明的文化交流背景,因而堪稱中國中古時期的百科全書。

   由于敦煌地區多民族、多種宗教、多種文化長期并存,致使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體現出鮮明的地域文化特點。如特定地理條件下發達的商業經濟生活形態、復雜的城市居住布局、獨特的飲食結構和形式、華美多姿的服飾裝扮、具有濃郁佛教氛圍的歲時節令、不棄傳統善融新俗的嫁娶喪葬等,其社會生活的豐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當中國的絲綢、陶瓷、紙張等通過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傳到西方時,西方人也同時帶來了中國過去所沒有的葡萄、苜蓿、郁金香等植物,獅子、豹及西域名馬等,還有精美工藝品,如金屬工藝、琉璃和玻璃、呢絨、毛毯及各種裝飾物等。許多外來的物品在敦煌壁畫中留下了大量的形象資料,如初唐第209、329等窟的藻井圖案中的紋樣裝飾。敦煌壁畫受印度和西域的影響,其中的獅子和大象等形象,也描繪得比較真實。

   南北朝到隋唐時期,波斯的工藝品通過絲綢之路大量傳入了中國,如狩獵形象是古代波斯最流行的主題,表現狩獵形象的銀盤就曾在中國北方多有發現。波斯薩珊朝(3—5世紀)正是羅馬帝國強盛的時代,歐洲的羅馬文化、西亞的波斯文化與中國文化在從中亞到西亞的遼闊地域相碰撞,處處留下了文明交匯的印痕。敦煌西魏第249窟窟頂壁畫中就有波斯風格的狩獵圖。隋到初唐時期敦煌彩塑與壁畫菩薩的服飾中,出現大量的波斯紋飾,如聯珠對鳥紋、聯珠對獸紋、菱格獅鳳紋等。

   玻璃、琉璃最初傳入中國時,只有帝王和一些貴族能夠擁有。在隋唐敦煌壁畫中,如初唐第401窟的菩薩手持玻璃碗,碗邊還鑲嵌著寶珠,盛唐第199窟的菩薩也手捧一玻璃杯,杯中插花。類似的玻璃器皿,在不少洞窟壁畫中均有出現,反映了當時玻璃器皿的流行。香爐作為禮佛的供器,往往借鑒外國樣式而制作。

   敦煌,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開通前國際交往的通都要邑,多元文明的薈萃交融在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獻中均得到充分體現。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主脈中,同時蘊涵著古代印度文明、希臘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亞地區諸多民族的文化元素。因此,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各種文明長期交流融匯的結晶。

   敦煌文化展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和文化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的講話中深刻指出,研究和弘揚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歷史遺存背后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等,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要揭示蘊含其中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和文化自信。

   大量的各類歷史文物遺存,啟示我們去認識敦煌文化內涵的博大精深。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佛教在古代敦煌宗教文化中始終占據著主要地位。佛教文化的昌盛,不僅體現在中國大乘佛教的各個主要思想宗派的相互促進和發展,傳譯、抄寫佛經以及開窟造像、舉行法會等正統的宗教活動的頻繁和規模,也體現在敦煌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歲時節慶和娛樂活動中所反映的幾乎無時、無處不在的佛教文化印跡。同時,道教作為土生土長的中國宗教,也以它所特有的根深蒂固的多神崇拜的思想方法存在于古代敦煌。另外,其他外來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蘭教等,也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圈內暢行其道。敦煌文化這一現象的價值在于不同文化價值體系的和睦相處。

   敦煌文獻中還有大量非漢語文獻,許多是已經消失的“死語言”,如回鶻文、于闐文和粟特文等。這些文獻對于相關民族的歷史文化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自不待言,其與漢文文獻以及多種宗教的共處、交流本身,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開放和包容并蓄。在這樣文化基礎上的文化昌盛和博大精深,是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文化昌盛的因果邏輯,對于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和價值取向,應該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作為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和商業都市,敦煌的商業文化很興盛。敦煌文獻中有不少反映商業活動和糾紛的文書。如《塑匠都料趙僧子典兒契》是一份私人間訂立的契約文書,內容為塑匠趙僧子因缺少勞作工具,將自己兒子典給親家。這些文書,其實也反映了敦煌商業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契約精神。

古代敦煌文化表明文化與教育始終緊密結合在一起,充分發揚以文化人的職能。文化學術方面的建樹主要體現在對傳統儒家經典的研究、闡釋和史書研習、地志、地理典籍的撰修等方面。自敦煌開郡伊始,就設立學校教書育人,使敦煌文人代出、雅士不絕,在這種文化教育氛圍中的敦煌文學與藝術也別具豐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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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求是》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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