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探尋“第一推動力”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779 次 更新時間:2007-05-14 23:32:53

進入專題: 胡溫新政  

王霄 (進入專欄)  

  

  《社會學家茶座》2007年第2期上,刊有陳蓉霞教授題為《當務之急:道德重建,還是制度完善?》的一篇文章,闡述了她迥異于此前秋風先生在2月8日《南方周末》撰文呼吁“眼下中國需要道德重建與社會建設運動”的觀點,認為制度較道德更為重要。但是陳蓉霞教授在文中談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也是“回避不了的問題卻是”:“從源頭上說,良好的制度從何而來?若現成制度對于在權者意味著巨大的既得利益,那么,改革制度的動力從何而來?這是否意味著不得不祈求道德的出場?因為對既得利益的擺脫在某種程度上確實需要個體具有道德上的遠見和勇氣。”

  接著陳蓉霞教授引述了陳季冰先生的一個觀點,后者在承認制度重要性的前提下,認為制度的改革或許需要某種“第一推動力”,那就是來自關鍵決策人物的推動。陳蓉霞補充說:“我們有理由期待:當人群中哪怕是個別道德感較強的人恰好出現在某個關鍵決策部門時,他也許會給我們的制度改革帶來關鍵性的第一推動力,正如鄧小平對于當初的改革開放所起到的關鍵性推動作用一樣。”

  關于道德與體制誰更重要、以及孰先孰后這一類“雞與蛋”關系的問題,不妨由學者們繼續爭辯。不過,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的今日中國,“第一推動力”已經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且是一個現實問題。

  這個問題可以具體化為三個彼此相關的問題:第一,“盛世變法”是否可能及必要;第二,“個別道德感較強的人”能否在中國現實的政治版圖中“恰好出現在某個關鍵決策”位置;第三,這個“道德感較強的人”能否真的有勇氣并成功地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一

  

  第一個問題也可以更通俗地表述為: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可能及必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績。雖然這種發展帶有種種的缺點和弊端,但毫無疑問的是它大大提高了廣大國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升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增強了中國的世界影響。目前,中國經濟的這一發展勢頭仍很強勁,而且可能保持較長的時間。從這一點上說,中國確實進入了一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

  揆諸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變法”或者更直截了當地說“政治體制改革”,大體上都發生在“危世”。這些朝代,面臨著深刻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面臨著來自其他國家和敵對勢力巨大的挑戰與壓迫。此即為梁啟超所謂面臨著一個歷史的“變局”:當此變局下,不變法不行了。雖然改革阻力強大,勝算不高,成功或可重生,失敗反速其亡,但不改革則必亡無疑。

  構成危世的關鍵因素,是整體經濟的凋敝與破產。如果國民經濟還有一定活力或能夠勉強維持,國家財政雖然窘迫但還能夠勉強平衡,那么,我們還不能說這個國家處于危世,因此變革的條件也不一定具備。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就是當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筑還能夠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而沒有成為其桎梏時,變革的時代也不會到來。

  回到現實的中國。我曾經在拙文《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如何做而是何時做》中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是可能的,其中之一是在經濟瀕于崩潰邊緣時。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起飛的巨大成就,已經為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了統治的合法性。只要經濟還在高速增長,中國共產黨就不會有政治改革的過大壓力。這時中國的弱勢群體只要還有一碗飯吃,中國的中產階級只要還在分享這種增長的好處,就不會有巨大的社會動蕩,就不會危及現有的政治體制。而只有到了經濟支持不下去了,人民要造反了,按照吳思先生的定律,這時社會力量的對比才會發生性質上的變化,強弱易勢,暴力的局限性也顯示出來了,既得利益集團才能被迫進行改革。

  不過話又說回來,一個沉疴在身的國家,如果不能及時進行必要的政治改革,這種盛世也不會持久下去,必然病入膏肓,轉為危世。這是由這個制度本身內在的特點即矛盾所決定的。就是看中國目下的經濟發展,也帶有極其野蠻、扭曲和原始的特點,因而是不能持續的。問題不在于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而在于這種科學發展觀在現有制度環境下的必然不能落實。這時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如果等到矛盾引發危機,即轉入危世時才被迫進行政治改革,對于國家和人民來說,其代價和成本就太大了。

  如果把經濟狀況作為判斷盛世和危世的標準,那么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現代世界,會發現若干盛世進行政治改革的國家和地區,如土耳其、西班牙、臺灣地區。他們的民主化改革,并不是因為經濟上面臨危機和崩潰,甚至如臺灣、韓國,是在經濟高速增長后才轉向這一改革的。正如亨廷頓所總結的,民主化改革的一般條件是諸如經濟發展、城市化、中產階級力量的壯大、知識與教育的普及與提升、公民價值觀和態度的發展等普遍的因素。由此看,民主化是一個社會發展的自然進程,而并非僅僅是社會危機的處理方法。

  因此,只有“危世”才能進行“變法”,是一種并不完全正確的概念,它不符合當代世界的發展事實。在當今的時代條件下,由于民主的理念和模式深入人心,那些先行者又提供了榜樣,更由于民主化是內生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必然的要求,因此,作為一個理性的民族,必然會選擇在基本條件已經具備、社會代價最小的時候進行這一改革。這也是一個規律。馬克思當年所斷言的“變革規律”,實際上是一種“革命規律”,而不是“改革規律”。那種“窮則思變,就革命,就造反”只是適用于古代改朝換代式的王朝更替,和一種全新的社會形態取代老的社會形態的革命。即使我們把它應用于改革,也只有在更寬泛的意義上才是正確的。所謂“更寬泛”,是說在歷史的座標中,這種政治改革會更有效地促進經濟的良性和持續地發展。當21世紀,人們更自覺地認識社會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時,對于這種規律的自覺實踐,表明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理性程度和道德覺悟,也就是成熟程度。

  盛世變法,當然有更多的優點。最基本的,是由于經濟的發展,不但使政治改革的任務和條件自然地形成,而且使得全社會對改革成本的整體承受力增強,各階級、集團的矛盾程度不至于過度尖銳,彼此間的利益共同點較多,因此利益調和的空間也大,同時,改革主導者的決策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間都大。如果到了山窮水盡的危世甚或亂世,再來改革,雖然全社會認知的一致性會增強,但經濟上跋前躓后,社會沖突此伏彼起,改革措施回旋余地小,風險會更高,成本會更大。當然,在盛世變法,也有缺點,比如它可能造成強勢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過大影響,從而使改革變形,造成諸多后遺癥。這一點,我們從近三十年來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二

  

  關于第二個問題,即“個別道德感較強的人能否在中國現實的政治版圖中恰好出現在某個關鍵決策位置”的問題,大概是問題的關鍵。如果沒有這種狀況,那“第一推動力”的前提就不存在。

  在拙文《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如何做而是何時做》中,我也提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排除“經濟瀕于崩潰邊緣時”進行的另一種可能:即“出現了蔣經國式的人物時”。我曾撰文《從劉亞洲想到蔣經國》,就蔣經國先生在臺灣當年政治改革中的作用做了稍微詳細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沒有蔣經國,就不會有臺灣的政改。但在將目光從臺灣收回大陸時,我以為我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這是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況且,陳奎德先生說得對,中國大陸與臺灣有相當大的不可比性。不但臺灣,那些在盛世進行變法的國家如土耳其、韓國、西班牙,等等,它們都具有中國完全沒有或基本不具備的一些有利條件,如西方文化的深刻影響,宗教的力量,改革主導者的權威,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和組織的一定的干預。但最根本的不同,是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保持了一定的完整性,其中既有本土傳統文化精華部分的傳承,也有西方文化中具有普適價值部分的吸收,因而適宜于造就偉大領袖人物。這種偉大的領袖人物,既具有極強的道德感,也具有先進的文明觀。而且,在這種道德的整體社會環境下,這種偉大的人物可以在激烈的政治斗爭和習俗的官場生態中,得以“恰好”出現在“某個關鍵決策位置上”。這樣,“第一推動力”才能有現實的主體憑籍與依托,才不是一個虛幻的、給了世界第一推動的“上帝”。

  這時再來看中國大陸,我們痛苦地看到,這個條件大概是最為欠缺的。近百年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撻伐和對作為這一文化傳承的人格象征的知識分子的圍剿,使得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和道德擔當都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并且薪火不傳。又由于以下兩點: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破滅,以及市場經濟中資本主義最野蠻、最原始的部分的席卷,使得國人心性中的動物性基因瘋狂張揚,全社會出現了普遍的道德淪喪,使我們基本上在官場上難以發現具有優秀人格的人物還可以上升至政治的最高層,甚至就如我多次說過,在劣幣驅逐良幣的規律下,清官都難以在官場生存。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胡溫的出現,帶給我們的驚喜是無論怎樣形容都不過分的。在胡錦濤和溫家寶身上表現出的崇高信仰和道德水準,超出了人們的預料。這是一個奇跡。胡溫新政表明了胡溫的崇高的道德情懷,使得那些認為已然“禮失求諸野”的悲觀者如我,突然看到了在廟堂之上,其實也有一種偉大的人格在引導中國的走向。也許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在胡溫成長的年代還未斷絕,也因為胡溫獨特的成長經歷,因而塑造了他們這種偉大的人格。但他們“恰好”出現在“最關鍵的決策位置上”,這并不是一種普遍和必然的現象,實在含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因此我往往以手加額,感謝上蒼。

  我過去和許多人一樣,曾經以為胡溫只不過是過渡性人物,我把不大的希望寄托在“太子黨”中的少數優秀者身上,而后者大概會成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但是胡溫新政的縷縷清風讓我們眼前突然一亮,原來“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現在看來,胡溫其實已經具備了“第一推動力”的道德水平和執政智慧。因此,我認為胡溫完全可以成為那個施加“第一推動力”的人物。

  

  三

  

  現在來說第三個問題,即“這個道德感較強的人能否真的有勇氣并成功地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這個問題中其實包含兩個問題,一是他能否決心做,二是他能否成功。

  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勇氣,并不僅僅關乎道德。作為一個政治家,道德感固然是重要的,但這只是一個基礎和前提,他也要恰當地判斷形勢,精確地分析這個任務的可行性,以及實行變法時的策略。換言之,政治家考慮的不僅是道德上的公平正義,他還要考慮成敗利鈍。因此,當條件不具備時,他不會魯莽操切行事。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就其復雜性、艱巨性而言,恐怕在世界歷史上無出其右。除了中國疆域廣闊,人口龐大,民族眾多,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差距和差異巨大這種基本的國情特點之外,從民族整體的思想觀念看,中國既沒有對西方文化主體思想的充分學習而形成的現代文明的認知基礎,也沒有宗教的輔助資源,同時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無論是官僚集團還是資產階級集團)一方面由于體制的滋養十分強大兇悍,另一方面它們總體上都因缺少教養而更加無恥和貪婪,也就有著更大的盲目性和愚昧性。雖然改革的領袖人物出于崇高的愿望愿意割舍自己的既得利益,但他的同志們卻不愿意這樣做。而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和階層,其實正是當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而中國極左的殘余力量,雖然人數不多,但由于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方針政策的重大失誤,使其忽然有了社會公正“斗士”的角色優勢,似乎找到了重振的希望,也往往形成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干擾。以上四個方面,使得中國沒有形成社會主流的價值觀。雖然自由、平等、民主的愿望樸素地存在于哪怕是最貧弱的公民的個體心里,但是,由于多年威權統治和政治國家的無微不至的滲透與干預,也使得中國人民的民主素養和民主技能比較低下。

  中國政改的艱巨性還在于,它是一個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改革。改革必須自上而下,有計劃有步驟,并且在法律的規范下進行。改革不能影響中國的穩定,不能造成經濟的滑坡,更不能造成國家的分裂。

  在這種形勢下,即使是道德感之強烈如胡溫,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推行上也不免要躊躇再三。甚至他們連民怨沸騰的官員也就是政府的“三公”消費(公款吃喝,公費旅游,公車濫用)也未能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這里并不完全是一個道德勇氣的問題,也是一個力量對比的問題,是一個時機的問題。

  不過就這一點而言,我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之后,時機應當是基本成熟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在現有格局下走到了盡頭,如果想有根本性的突破,只有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經濟發展,如果要步入科學發展的理性軌道,也只有依靠政治體制改革(這方面的道理可參看筆者《政治體制不改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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