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政治體制改革:十三大報告與十七大報告的比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875 次 更新時間:2007-11-21 09:49:01

進入專題: 政治體制改革  

王霄 (進入專欄)  

  

  于1987年10月召開的十三大和于2007年10月召開的十七大,是中國共產黨進入新時期后兩次重要的大會。前者“第一次系統地闡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提出了黨在這個階段的基本路線,并依據這個理論和路線制定了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針和行動綱領”。(語見當時《人民日報》社論:《在十三大的旗幟下團結起來開拓前進》);后者則以“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為主題(語見十七大報告)。這兩次大會的重要性的另一個標志,是均以專門的篇幅系統論述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意義、目標,并對其進行了具體的部署。從政改的角度看,這兩次大會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順便說一句,鄧小平是特別看重十三大報告的,即便其后不久發生了八九年的事件,他仍然說: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十三大制定的路線不能改變,誰改變誰垮臺。

  這兩次大會相隔了整整20年。20年正是一代人。當年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黨的領袖和高級領導人們,基本已經辭世,而實際地鼓吹和推動這一改革的許多不同身份的中青年人,現在要么垂垂老矣,要么在各個崗位行將退休。幾番風雨消歇后,華發又見窗外梅。作為親歷者回顧政改這20年的曲折發展,自然是百感交集。

  出于一種歷史感,筆者再次認真拜讀了當年的十三大報告,并將其中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與十七大報告進行了比較,從中觀察它們的共同點和不同點,并思索與之相關的某些問題。這樣一種分析比較,我想對于那些真正愿意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人來說,是必要的。

  

  一、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意義

  

  十三大報告:

  經濟體制改革的展開和深入,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緊迫的要求。發展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過程,應該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過程。不進行政治體  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黨中央認為,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  全黨日程的時機已經成熟。鄧小平同志一九八○年八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  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性文   件。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目的,都是為了在黨的領導下和社會主義制度下  更好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就是說,我們最終要在  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這些國家更高更切實的民主,  并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要用這些要求來檢驗改革的成效。我國  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體的領導制度、  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著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現為權力過分集中,官僚  主義嚴重,封建主義影響遠未肅清。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興利除弊,建設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十七大報告:

  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  斗目標。……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  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要堅持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  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   展。

  分析:

  在論述政治體制改革的意義時,十三大報告主要是從配合經濟體制改革的角度去展開的,認為“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這是一個極富遠見的認識,中國其后的改革實踐證明了這一提法的正確。如果我們總結近三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的話,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許多問題,都與政治體制改革未能及時全面展開、深入進行有直接的關系(當然,正如十七大報告所說,在這一時期,政治體制改革也并沒有完全停步。不過對照十三大報告的要求,它顯然是落后了。這一點下面還要進行分析)。這一點已經是大多數人的共識。甚至,政治體制改革未能及時展開造成的后果,已經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不能正確深入,而且造成了極大的社會矛盾與沖突。

  所以,十七大報告中在闡述政治體制改革意義的時候,就不再側重從配合經濟體制改革的角度,而是從“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的角度去進行。這種表述,顯然比十三大更加先進和全面。但我們也要看到,得出這種認識的一個來源,正是因為上述的政治體制改革未能及時全面展開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中國共產黨從實踐中清醒地看到,政治體制改革滯后造成的各種社會矛盾,其實也在危及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也可以說,我們是從反面的教訓中看到了政改的更多、更大的意義。

  正因為如此,十七大對于人民民主的意義有一些新的闡釋,如它提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雖然這種提法并非首創,它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中找到不少的版本,也可以從毛澤東許多新民主主義時期的著作中覓到源頭,但仍然給我們耳目一新的振奮。這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正式宣示中前所未有的。從這里我們可以感到一種共產黨人理性與信仰的回歸,從而表明了政治作為一種“公共人格”,可以而且應當有自己的道德要求和尊嚴,表明了中國政治可以而且應當遵守某些人類當代文明的普適價值與規則。從這點說,它是一種文明的歸位。在肯定這一點時,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在中國倡導“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先驅們,從陳獨秀到謝韜。我們可以欣慰地說,他們的努力得到了收獲。

  當然,在肯定這種進步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強調了政改最大的原則是“堅持黨的領導”。這一點,在十三大報告和十七大報告中都有明確的表述。這是對的。它適合中國國情。中國不能亂,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前提和保證,這不但符合執政者的利益,也符合中國各個階層人民的利益。但需要注意的是,堅持黨的領導有其界限,也有其準則,就是這個黨是代表人民利益并能與時俱進、不斷創新領導模式并善于逐步與人民共享國家政治權力的。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看到了在1989年后一個時期中國的情況:雖然共產黨強化了自己的領導,但它卻削弱了這種領導的合法性。這可以從那之后越來越多的群體事件、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普遍的社會抱怨、愈益嚴重的腐敗以及加速破壞的生態環境等等現象中看出。作為共產黨人,我們不能指望當老百姓把我們黨類同于當年的國民黨甚至比國民黨還壞時(七八年前我多次聽到不同身份的人在講這種話),這個黨還能長久地“堅持領導”。穩定并不能壓倒一切,壓倒一切的是中國社會必須進步。如果不是這樣,穩定又從何而得呢?

  當年提出和部署政改的黨的領袖們,其思想基礎大概有三點:一是共產黨人強國富民的偉大理想,二是執政后一系列重大失誤特別是文革的慘痛教訓,三是對外開放的深刻觸動。今天重提政改的黨的領袖們,其思想基礎除了上述三點外,我想第四點就是改革開放某些失誤造成的教訓給他們以更深切更明確的認識。其實自2005年開始的全社會的改革大討論或者叫反思,對黨中央形成正確的認識與決策起了積極的作用。因此,繼續深入開展政治體制改革的決策就不僅是黨的領袖的英明,也是集合了全黨與全民的智慧。在前一階段改革大討論中,大體有以下幾種政治力量:一是要求回到毛澤東路線的左派,以一些老干部、學者和相當多的草根人士為代表;二是堅持認為改革開放路線政策沒有錯誤的“正確派”,認為各種問題的存在是由于改革還不到位,無需反思,多以官員和部分官方學者以及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為代表,后者是這些年經濟改革方案的重要設計者;三是提出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派,多以社會各屆學者和相當多的基層人民為代表。我覺得上述三種人,只要他們的觀點不是出于維護私利或少數人的利益,就有積極的意義,都為黨中央的決策作出了貢獻。正是在這種不同觀點的辯論中,在這種思想的激蕩中,我們才可以完善并提高認識。

  說到這里,我特別要贊揚中國共產黨現在的領導人。盧梭在論述一個好的政府的時候,說這樣的政府會“適合于形成一個最有德、最開明、最睿智并且從而是最美好的民族”(《社會契約論》前言)。其實,形成這樣優秀的民族與人民的國家領導人,其本身就是有德、開明、睿智從而是美好的。具體到中國共產黨現在的領袖,他們的偉大當然包括了有德(他們堅守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睿智(他們具有高明的政治智慧,有所為有所不為),但我認為,他們最美好的優點是是開明,即把民本思想發展到民主建設。如果不是這樣,不是構造一種制度環境,把基于社會公平正義而向人民提供公共產品作為政府必須的職責,同時必須廉潔和高效,而僅僅是出于親民、愛民的道德情懷去關注民生,那么,這種“善政”既不可能持久(它會因領導人的變化而中止),也不可能達到應有的程度和水平(如它不可能制止政府在為人民提供某些公共產品的同時為自己謀利,如“三公消費”)。如果在中國共產黨現在的領袖手里真能開拓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幾步,那他們的歷史地位將牢牢樹立。

  

  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

  

  十三大報告:

  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  主義政治體制。這是需要長期努力才能實現的。

  改革的近期目標,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  領導體制。

  十七大報告:

  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  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  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公民政治參與有序擴大。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深入落實,全社會法制觀念進一  步增強,法治政府建設取得新成效。基層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  服務能力顯著增強。

  分析:

  顯然,十七大的論述更為完整和準確。

  十七大報告特別強調政改目標是“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這使筆者感慨良多。活力、效率、積極性也是十三大報告中反復出現的字眼,是當時鄧小平等領導人特別提出的。既要“增強黨和國家活力”,又要“調動人民積極性”,但這二者在其后的歷史進程中,呈現了一種復雜的狀況。試問:今天黨和國家的活力(包括公共管理機構的效率),人民的積極性,較之改革開放初期,是提高了呢,還是下降了呢?也許有的方面提高了,有的方面下降了。有的方面,如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曾經下降了,后來在國家扶持政策下,又提高了。

  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生命力,就在于這個國家和社會能較充分地發揮每個公民的創造性和能力,也就是積極性,由此造成國家的活力。而這需要良好的制度來保障。十三大和十七大抓住人民的積極性和黨和國家的活力這個根本,顯示了中共領袖的一種戰略眼光。中國政改、經改的終極意義,都在于此。

  從這個意義上說,調動人民積極性與堅持黨的領導,是一個我們始終繞不開的重大關系。可見,堅持黨的領導既是一個原則,也是一個相當長時期內的目標。如十三大報告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辦事,是我們的特點和優勢,決不能丟掉這些特點和優勢,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十七大報告說:“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但是我們要看到,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其實質,正是要對這種一黨的絕對領導體制進行改革。用十三大的話說,就是現實政治體制的弊病首先在于“權力過分集中”于中國共產黨,或者按照鄧小平的說法,這是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總病根”。這樣我們遇到的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是:怎么樣既能完成黨所規定的各項政改任務,又不搖動這種絕對的領導。或者說,我們是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框架內,去進行政改的。但是,人類現代文明所有的理論與實踐,都沒有說明和證明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向這種專政體制挑戰的改革是否可行,會否成功。實踐證明,按照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列寧主義理論建立起來的這種國家政治體制(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晚年對這種體制已有所反省),在運行中遇到了種種問題,其結果,大概有三種,一種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一種是朝鮮、古巴等國的固守,一種是中國、越南這樣的改革開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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