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正龍拍虎與蘭德說狗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887 次 更新時間:2008-07-12 21:24:30

進入專題: 華南虎  

王霄 (進入專欄)  

  

  寫下標題不禁莞爾。還是先來解題。“正龍拍虎”無須多說,這個詞已經作為新成語進入現代漢語。“蘭德說狗”需要解釋一下:“蘭德”指美國著名的咨詢機構蘭德公司,“蘭德說狗”指的是該機構發表了一篇《大陸中國人像迷失的狗》的文章。

  把這兩個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放在一起談,首先是時間的巧合。6月27日,《中國選舉與治理網》轉發了“蘭德說狗“的文章。二日后即6月29日,陜西省人民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宣布了“正龍拍虎”的處理意見。

  由于這兩個事件發生的時間點很近,我有一些聯想。

  先說“正龍拍虎”。雖說官方要為這個持續了9個月的喜劇拉上大幕,但部分自發參加演出的社會演員和全體觀眾卻興致盎然地不愿下臺和離場。正龍拍虎的實質是政府和官員因私利而濫公權,暴露后對民意和事實漠然處之,從而全失公信。它生動地表明了一個政府即使在不貪污的情況下,可以壞到什么樣子。但中國官場現形記為什么數千年來上演的總是那些老套故事呢?我們不得不深思在這種現象后面的更深層次的原因。

  這個問題暫且按下不表,再來說“蘭德說狗”。這篇文章除了在“選舉網”上有很高的點擊率和一點讀者的反響外,基本沒有引起社會公眾的重視。我首先對該文作者的身份有一點疑惑。這篇文章的水平相當高。我并不懷疑蘭德公司的水平,我置疑的是蘭德公司作為一個國際著名的戰略咨詢機構,一般來講,它總是接受客戶的委托進行種種專業的咨詢服務。而這一篇主要分析中國大陸現時文化缺陷的文章,似乎不是為專門的客戶定制的,它更像一篇學者的學術時評。當然,這篇文章表現出的全方位視野、超強的經濟眼光和歷史深度感,又似乎不是一個文化學者個人所能完成的,它應當是一個集體合作的產物。從這點說,似乎又只有像蘭德公司這樣的綜合性咨詢機構才能炮制它。莫非它是蘭德公司為美國政府所做的一個戰略分析?但是,如此鞭辟入里地批判中國人的文化缺陷,好多地方甚至讓我們中國人自己都不禁會心一笑,又似乎不是那些喝牛奶吃面包的老外所能勝任的。我由這篇文章想起當年名動一時的非法出版物《第三只眼睛看中國》,那個所謂的出版社和所謂的作者“德國人洛伊寧格爾”,不過是一個中國青年學人王山給我們開的一個玩笑。而這一篇“蘭德說狗”,會不會是《第三只眼睛看中國》第二呢?

  說完作者,再說標題。《大陸中國人像迷失的狗》,為什么是狗?也許有些人感到不快。不過,從這點看,我倒覺得這篇文章的炮制者可能真的是外國人。許多外國文化,并不把動物看得低于人類,特別是狗,被看作是人類最好的朋友。因此,以狗喻人不是一種特意的貶低,我們不必因此惱火。一個較近的例子,是楊恒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的:

  前一段,發生了藏獨事件,在全世界鬧得頗為熱鬧。我們西藏自治區的一位領導說達賴是“人面獸心的惡魔”,是“披著袈裟的狼”。這兩句話傳到外國,翻譯成英文,直譯是 “human being in appearance, animal inside ”(外表是人類,里面是動物),“a wolf in kasaya”(一個穿袈裟的狼) 。據說這兩個用來形容達賴的句子已經風靡英語世界,大家都在搶著用,如果西藏問題繼續在全球發酵,這個句子有可能成為英語常用語而進入英語大辭典。不過,在我們中國人看來,自然知道這話是痛斥達賴的,不是什么好詞兒,可有些外國朋友就不這樣認為。有些崇拜達賴的竟然說,啊,你看,連達賴的敵人都說他不是一般的人類,而是半人半獸的神仙。還有的說,達賴真好,原來有一顆獸類的心——原來西方有很多人認為人類的心最邪惡最骯臟,遠遠比不上動物心靈美。你想,雖然動物和人一樣自相殘殺,但你什么時候看到動物使用惡毒的語言侮辱自己的同類?(引自楊恒均《王千源事件是中情局策劃的陰謀(上)》,天益網)

  說完作者和標題,下面就來說說對這篇文章內容的一些感想。

  說實話,我真的感到了震撼——這種讀后感只有在當年讀了魯迅、柏楊和龍應臺的有關文章后才會產生。如果這篇文章作者真是外國人,那我首先想到,難道真的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其次想到,中國人的文化缺失,在隨著經濟的強大后,愈發凸顯,其消極影響,不但是關系到我們中國人,而且也會對世界的發展產生重大關聯作用。正因為后一點,才使得大洋彼岸的老外們感到憂心。

  先來說第二點。我想我們不必過多追究文章作者(假如真是外國人)的動機。孔子早就說過“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能夠如此直率地批評我們,起碼是益友的行為。中國經濟上的強大喚醒了中國人的自尊。這種自尊,不應是妄自尊大。他人一有尖銳批評就激烈反駁,起碼是缺少寬闊胸懷,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這種諱疾忌醫,正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痼疾。就算人家是從一己利益出發,也很正常。美國的一個說法很好:中國是美國的利益攸關方。在全球化的時代,作為大國的中國對世界各國(不僅是美國)利益和世界秩序有了更大的關聯性。你的長處和短處都會更多地影響人家,影響世界。因此,世界更在意中國,更關注中國,更多地評論中國,這都是很正常的。這時,可能就有“好話”,有“壞話”。好話壞話我們都要能坐得住,聽得進。具有世界意識,積極面對和融入世界,自覺擔當大國責任,揚善去不善,對世界發展發揮一種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是我們應有的態度。

  再來說第一點。“蘭德說狗”一文字數不算多,3000多字,內涵卻很豐富。在簡要而深刻地陳述了中國經濟的重大成就和缺陷后,以10多個自然段的篇幅,列舉了大陸中國人在精神與文化上的弊病,包括:

  中國人缺乏誠信和社會責任感;

  中國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法制社會,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守法行為格格不入;

  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么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

  中國人沒有勇氣追求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

  中國人習慣接受廉價和免費的事物,他們總是夢想奇跡或者好運,因為他們不愿意付出努力,他們總想不勞而獲;

  由于在貧窮的環境下生長并且缺少應有的教育,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得優雅的舉止和基本的禮貌;

  由于中國人天生的貪婪的本性,它們可以毫無保留的接受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即無止境的追求利潤,忽視人的尊嚴;

  由于中國文化不鼓勵敢于冒險這種優良品質,所以中國人極力避免冒險,他們也不想尋求機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中國人對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義性并不感興趣,相反他們更執迷于對物質的索取,這點上要遠遠勝于西方人。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得“精神靈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這樣的概念,因為他們的思想尚不能達到一個生命(即肉體和靈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層次。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專注于動物本能對性和食物那點貪婪可憐的欲望上;

  在中國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為了尋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質量,而只是身份和顯赫地位的象征和標志;

  中國的教育體系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失敗和恥辱,它已經不能夠服務于教育本應所服務的對象:社會;

  該文小結說:服務于一個公司或者社會,光有技術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勇氣、膽量、正直和誠實的領導才能,這恰恰是大多數中國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亞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傳教士一個世紀前所指出的,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和正直的純正品性。這個評價,雖然歷經百年,如今依舊準確診斷出中國綜合癥的病因。

  以上我的概括過于簡單,其實原文在每一點下都有極為精準和豐富的要點及闡述。為了真實地了解該文的觀點,我建議有興趣的讀者去看原文。

  當然,蘭德公司的批評,不一定完全正確。比如“中國人極力避免冒險,他們也不想尋求機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這一點,我看就不大對。但這并不掩蓋其總體的準確與深刻。

  如果說大陸中國人有病了,蘭德公司試圖為我們歸納癥狀,找出病根。

  其實中國人自己也并不缺乏這樣的行動。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從源頭看,它在晚清即已開始。當時的志士仁人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救亡圖強的奮斗中,將中西文明進行了愈益深入的比較,先是在器物層面,然后在制度層面,最后在文化層面,發掘了中國在近代以后落后的原因。其后,在不同的時期,諸多思想者、政治家,對于中國文化建設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有許多高明的見解,并付諸種種行動。甚至,為了中國文化轉型,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不惜將中國2000多年居于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徹底打倒,以為引進的科學、民主、個性解放掃清障礙,并通過五四運動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魯迅是這些先進者的一個代表人物,正是激憤于中國“殺人有將,救人有醫,殺了大半,救其孓遺”的政治黑暗與國民劣根性的愚昧,他毅然棄醫從文,以圖開啟民智,拯救國家。可惜的是,如許通過無數曲折與沉痛代價得來的正確認識,如許志士仁人的奮發踔厲乃至犧牲,甚至那些從某方面來說矯枉過正的激烈社會運動,文化建設的成效除了白話文運動之外,其他卻不顯著。這一方面大概由于列強凌辱,特別是日本侵略,使得文化建設一時無暇多顧,用力不大;另一方面最終由于中國固有文化的深層原因(所有中國其時的統治者表現出來的利益第一的通病正是民族文化特質使然,恰如亞瑟·史密斯所說),文化建設在可以被顧及時,又不斷被人們遺忘,被人們扭曲,并在原點上低水平周而復始地重復、徘徊。甚至,從其中最重要的幾個關節點來說,比如民主,憲政,法制,自由,平等,人格獨立,言論開放等,出現了許多倒退,不但今人的認識還達不到百年前國人賢達的水平,今天的狀況也不如百年來中國某一歷史最好的時期。

  就是從1978年后新一輪的現代化建設而言,中國人中也有若干智慧者很早就看出其成功關鍵在于文化建設。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國大陸掀起改革開放后第一波文化討論熱潮。發言者既有以西方文化為旗幟的老中青自由主義學者,也有以季羨林、張岱年、龐樸等為代表的張本傳統文化的新國學派。前者的某些觀點,與當時執政者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的路線相當一致,后者則與港臺及海外的錢穆、徐復觀、南懷瑾、杜維明、成中英等人的同樣活動桴鼓相應。這次文化重建討論的收獲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一個國家,拼到最后,就是拼文化”。

  上世紀90年代后,隨著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自由主義者一時沉悶,但中國共產黨內一些 “兩頭真”的前高官如李銳、任仲夷、李慎之、何家棟、李普等,持續了思想解放的探索,并在很多時候從文化角度追索政治現象。其實所有愿意“兩頭真”的老共產黨人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提出政改建議時,無一不涉及中國固有的文化基因,比如李慎之先生在著名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一文中說:

  日本人對中國發動了那么殘酷的戰爭,犯了那么大的罪,然而拒不懺悔,還要賴帳,裝得沒事人一樣,它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中國人的譴責。照說中國人對自己折騰自己的錯誤應該更加自知懺悔了,卻并不,難道東亞民族都沒有懺悔的傳統和品格嗎?

  進入新世紀,新一波文化建設討論與實踐興起,不過這次異彩紛呈,內容更加豐富。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歸與重建,即全社會的國學熱,也有自由主義學者、新左派和官方學者的激烈交鋒。在這次文化熱中,有必要關注兩個現象:一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的表現令人矚目:他們不但在自己的執政綱領中吸收了“和諧”、“以人為本”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提出了“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的任務,并且公開承認本自于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觀念具有普適價值。二是以徐景安為代表的一批思想者,開始了另一種別具特色的文化建設討論。徐是前國家體改委官員,參與過改革初期國家重大政策的制定,又擔任過深圳市體改委主任,實際領導了這個中國改革開放領頭羊城市的種種實驗。這個特點,使他所主持的中國文化重建的討論的路徑是由社會弊病進入制度,由制度進入文化,注重實際問題的解決,兼顧文化重建的先進性與可行性、思想性與實用性、開創性與延續性。

  不過總體看,中國文化建設還沒有真正破局。其主要表現一是中國社會仍然持續著一種總體上思想混亂、道德淪喪、文明水平較低的狀態;二是中國的官方與民間,都沒有能夠拿出一套完整、被全社會信服的新文化建設方案;三是即使是某些正確有效的建設,也少有官員真正愿意去做。或者說,一是病情不清,二是開不出藥方,三是有了藥方也不抓藥吃藥。

   “蘭德說狗”雖然也是在說中國人的文化病的諸種癥狀和病根,而不是開藥方,不過,對于諱疾忌醫、喜歡涂脂抹粉以掩蓋病容的某些中國人來說,能夠如此準確而直率地坦陳病狀,深挖病根,不啻剝下皇帝的新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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