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汶川地震后中國政治的進步與不足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779 次 更新時間:2008-12-26 16:01:09

進入專題: 汶川地震  

王霄 (進入專欄)  

  

  汶川地震所帶動的中國政治進步,中外、官民各方已有諸多評論。多難興邦,這個古老的箴言在這次重大自然災害中得到進一步的印證。為了那已被證實的7萬余同胞的生命在天堂安息,我愿意就這個話題再獻淺見。

  在已有的評論中,我認為被認定為中國政治進步的某些方面不能成立。如國家最高領導人在第一時間趕赴災區一線,這其實是學習了周恩來總理的榜樣,恢復了當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傳統。又比如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救災中的主體作用,這也是這支軍隊幾十年的優秀傳統。如果挑剔的話,我倒覺得這兩個方面可以有一些檢討。比如中共中央九位常委現已全部去過災區現場,我以為去三四位足矣:比如國家抗災指揮部總指揮的溫家寶總理,副總指揮的李克強常務副總理,以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后者應當是以慰問者的身份,而不是以救災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去災區。周永康先生去寶成鐵路被油罐列車大火堵塞的涵洞現場指揮,也是必要的。至于其他常委,似可不必去。就說一條淺顯的理由:以我們的安全保衛規定,他們蒞臨地方必然興師動眾。災區如此困難,各種資源如此寶貴,救災有專門機構和專人負責(從級別講,已經有政治局委員兼副總理回良玉先生在現場指揮),此時第一要務當屬全力以赴并有秩序地救災,而不是展現全體常委的親民形象。從第二個方面說,中國軍隊這次反應不夠及時,錯過了震后的頭12個小時的最寶貴的時間,以至后來因大雨影響,在第三天才進入震中主災區。不過我估計這是體制的問題,而不是軍隊的問題。因為從新聞報道看,在地震發生后溫家寶總理召集的國務院抗震救災指揮部的會議上,并沒有中央軍委的高級領導參加。中央軍委是在5月13日上午才召開會議布置抗震救災的。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率先進入地震主震區的不是軍隊,而是武警。

  下面是我歸納的此次地震所帶動的中國政治的進步與不足。與已有定論重復的,簡單敘述,未提及的,稍微展開。

  

  一、國家首次為人民進行舉國致哀,但事出倉促,并略顯被動

  

  5月19~21日,按照國家的規定,全國為汶川地震受難的人民舉行哀悼,全國及駐外機構降半旗,停止一切娛樂活動,奧運火炬傳遞暫停,19日14時28分起三分鐘全國鳴笛、人民默哀、汽車停駛,等等。

  這是國家首次為受難人民舉行國家哀悼。過去這一禮遇只是由國家最高領導人去世時獨享。正如中外媒體評價,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政治上的一大突破,體現了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中國黨和政府的新的價值觀。

  不足之處是,黨和國家的這個決定出臺顯然是倉促的,它的正式公布已經是5月18日,即國哀的頭一天。而在此前,盡管民間人士通過各種形式強烈呼吁,但國家未有回應,反而是娛樂照舊,奧運火炬傳遞照舊。我想,促使國家做出這一決定的除了民間的強烈呼吁外,恐怕遠隔萬里的秘魯政府也將了我們一軍:該國政府16日宣布5月19日為“全國哀悼日”,以悼念中國在汶川地震中的遇難者。這是秘魯第一次為外國遇難者宣布“全國哀悼日”。

  于是,在這種被動下,中國政府匆匆做出決定。不過,雖然晚了一點,但仍然得了高分。而且,我的一個深刻的感覺是,這樣一個以國家哀悼的方式紀念死難的人民,雖然決策前似乎困難重重(其實民間數年來早就呼吁在諸如礦難死亡數百人時就該舉行這種舉國的哀悼,未被理會),但一旦做出這一決定,則執行順利,好評如潮,反應極其正面,一切顯得那么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看看當時天安門廣場上人民激動高呼“中國加油!”“四川加油!”“汶川加油!”的場景,看看中央領導人在懷仁堂前集體肅立致哀時引起的全球肅然起敬,我們就很難想象為什么此前這一決定的出臺會如此艱難。這一聯想是否也適用于政治體制改革呢?政改這也困難,那也條件不成熟,可是如果真正做起來,會不會也顯現出在沖破重重阻礙之后,“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呢?

  進一步的建議是:國家為人民的死難舉行全國哀悼形成制度。最簡單地規定就是:不管是什么性質的災難,只要死人超過一定數量,就舉行國哀。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人民最大,也才能震撼官員,激發他們的責任感。

  

  二、新聞報道做到了及時、公開,但過于千篇一律,且走了極端

  

  從5.12地震發生那一刻起,中國的全部媒體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前所未有的公開與透明。特別是中央電視臺,它的新聞頻道、綜合頻道和國際頻道,幾乎全天候地、及時而動態地報道地震現場的一切,以及與地震相關的政府信息。這次地震,中國媒體的進步,體現了它向媒體本質的回歸:消息有好有壞,我們的責任是實話實說。

  正是在媒體的進步下,全國人民的意志與感情達到了空前的統一。如果說中國人民因為這次地震實現了人性的回歸與提升,實現了官民的良性互動,并且改善了中國的國際形象,那么,媒體功不可沒。

  但是,畢竟是頭一次做出如此大的調整,因此一是舊有的慣性還在持續,二是面對新的情勢難免手足無措。

  表現一是,在國家宣布舉國哀悼之前,中央電視臺的其他頻道還在歌舞升平,只是在娛樂節目上略為嚴肅,如電視劇選擇了《亮劍》一類。二是在舉國哀悼的三天及其后,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全部是地震相關消息,而屏蔽了一切其他信息。

  我們是需要舉國哀悼,但是我們也需要其他信息。我們不能閉目塞聽地只搞哀悼,我們要了解當時國家、世界發生的其他重大事件。我們不能以新聞聯播來代替其他信息類的節目。回憶當時全國所有的電視臺、所有的電視頻道包括數字頻道全部轉播中央電視臺一套節目,是不是也造成了另一種災難?

  由此可見中國的意識形態的一種僵化,要么形勢大好,要么哀聲一片。哀聲一片也可以,但是世界還在發展,生活還在繼續,新聞還在發生,信息還需傳遞。中國人民在沉重地為同胞舉哀的同時,也需要學習、工作、生活。無論是世界的發展軌道,還是中國人民的生活軌道,這三天并不都是只有一種內容。娛樂必須停止,奧運火炬傳遞必須暫停,但是不能停止和暫停的,還有許多必須的甚至嚴肅的事項。中國人民寬闊的胸懷和堅定的心態,就是在流淚時,仍然知道我們應當怎樣干好自己的事情。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更大的責任是把我們的本職工作做好,把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建設得更好。

  同時,這種媒體一律,會造成一個負面效果:公眾的傷感麻木化。

  希望在今后的國哀時期,我們的媒體會做得更好。

  

  三、奧運火炬傳遞終于暫停,并且出現了轉讓火炬傳遞手和奧運會開幕式出席資格的官員,但是在對奧運火炬傳遞的處置上,缺少更大幅度的調整措施

  

  汶川地震發生在奧運火炬正在中國傳遞時,是對國人道德與智慧的一個考驗。地震發生后的第二天,我就和一些老同志討論奧運火炬是否應暫停的問題,媒體上也出現了呼吁奧運火炬暫停的微弱聲音。但是,那些老同志幾乎眾口一辭地認為,奧運火炬不應暫停,“一碼是一碼,互不影響”。

  我不這樣認為。奧運是什么?如果我們真的不把它政治化,那么,就其本質來說,不過是人們溫飽后的一種取樂的游戲。我很難想像,在發生了汶川地震這么大的國難后,我們還可以喪事喜事一塊兒辦,那些奧運火炬傳遞手們還可以在鑼鼓喧天的喜慶氣氛中,在人們的歡呼與簇擁中,高擎火炬,興高采烈、意氣風發地奔跑與傳遞。

  ——這太不協調了,這太不人道了!

  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認那些政治經驗豐富的老同志們的見解,中國的事情并不那么簡單。特別是在奧運火炬在國外傳遞時發生了那么大的風波,中國都堅持下來,在自己國內,豈能輕易停下?其實把奧運政治化的,正是我們自己。果然,5.12后,奧運火炬仍然在傳遞,只不過增加了默哀一分種和現場捐款的內容。雖然在5.19~5.21的三天國哀時它被暫停了,但這之后它又正常地傳遞著。

  終于,發生了一件事情:據《南方周末》5月23日報道,四川省教育廳副巡視員林強上書四川省及2008奧運火炬傳遞四川組委會,請求轉讓其火炬手及觀摩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資格。

  林強表示:那么多學校倒塌,那么多孩子無辜犧牲,只要有一點點良知的人,都會受不了的。我作為一個教育行政官員,應該有一份負罪感。

  當記者說畢竟這是8級地震,可以把原因都歸為不可抗力時,林強回答道,當然有天災因素,但天災并不必然導致悲劇,把悲劇推諉于天災,在道德上是一種偷懶的做法。“從一定意義上說,我是個罪人,我應該向那些冤死的孩子,向他們的親人,向社會負荊請罪,應該向他們下跪,而不應該披上榮譽的長袍。但是我沒有別的辦法贖罪,只好用轉讓火炬手來自我救贖。”

  在林強之后,又有四川一位既定的火炬手轉讓傳遞資格。據中新網5月26日電 :《華西都市報》上周做出了“讓災區孩子點燃奧運主火炬、參與火炬傳遞”的呼吁。四川綿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火炬手表示,自己看到媒體上的呼吁后,就開始考慮轉讓自己的奧運火炬手資格。他愿意將自己的在綿陽的火炬傳遞資格,轉讓給災區的孩子。

  自1936年柏林奧運會開火炬傳遞之先河后,奧運史上還沒有一位火炬手主動轉讓自己的火炬傳遞資格。不過這個記錄有可能在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中被打破。四川的兩位令我們感動的火炬手,其中一位還是官員,愿意放棄自己的殊榮,將火炬手資格轉讓。當然他們轉讓的理由不完全一樣,而后者的轉讓對象也是特定的:災區的孩子。

  我把這一現象也歸為中國政治的一大進步,特別是林強的表現。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在當年唐山大地震時有可能發生這種情況么?不錯,林強是一位素有官聲的優秀公務員,正是因為他的優秀業績,使他成為奧運火炬傳遞手和奧運會開幕式門票持有者。但是,他即使有對災區學校倒塌學生冤死的這種負罪感和自責意識,在過去也不可能通過這種舉動表現出來。它表明:中國的官場已經造就了官員以道德良知和責任感戰勝官場顯規則和潛規則的條件與環境。而這種表現,應和了社會對公平正義回歸的普遍要求,標志著時代的進步。它是奧運史與中國政治史的一個亮點,將被記入奧運與中國政治的史冊。

  我們總是把奧運火炬說成是“圣火”。讓我們捫心自問:這“圣火”圣在哪里呢?如果這個國家有7萬多人死于一場災難,數十萬人受傷,產生了大量的孤兒和孤老,1000多萬人受災,災民財產損失難以計算,全國不知有多少人眼淚嘩嘩地流,而奧運這個溫飽后的游戲的火炬還試圖娛樂我們,那么,它何圣之有?

  我的希望是:即使這個火炬還需要傳遞,也要簡化到只是一省一傳,象征性地進行。如果能完全停止,那是最好的。特別是,當這個火炬在國際上傳遞時,遇到了那么多的麻煩,我們中國人都堅持下來了,并由此激發了海內外全體華人的同仇敵愾,那么,當它在主辦國中國傳遞時,卻由于這一場地震,這一場自然災害,我們主動把它停下來,那么,它彰顯的,就是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的一種高尚的、圣潔的人文精神。停止傳遞,更會給中國以信心,給世界以震撼。

  

  四、政府救災的全面開放,激發了中國人民的奉獻精神與社會的責任意識,但是部分官員對于災難責任還在回避

  

  此次救災,不但有媒體與信息的透明與開放,也有救災向全世界的開放。許多人把這一點同當年唐山地震做比較,的確,這表明了中國政治的進步。

  中國人民,中國港澳臺同胞,世界各地的華人,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同情心和道德感,凝聚了一種血肉相連的民族感情。甚至連李光耀都感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仁者愛人,急公好義,這是中國傳統儒家精神和人性的回歸。而外國人民和政府,也表現了極高的人道主義精神,向中國人民表達了美好的情意與慷慨的支援。海峽兩岸人民的互動,中國政府、中國人民與外國政府與人民的互動,完全是在中國政治進步的基礎上達到的。

  但是在救災大于一切的同時,人們特別是災區的人民,也不能不面對這樣的嚴峻的提問:為什么災區最不該倒塌的學校,大量地房塌人亡?為什么此次地震竟然沒有做出一點預報?為什么災后三天內也就是救人黃金72小時內,軍隊和救援人員進入不了震中地區?為什么軍隊在地震后頭12個小時沒有做出有效的反應,以致錯過最好的進入時間?為什么首先進入震中災區的是武警部隊?為什么甘肅的重災區居然一周內沒有被社會知曉,從而沒有得到應有的救災支持?等等。

  提出這些問題,正是為了今后避免類似的問題。同時,對于學校建筑質量的問題,需要現在就進行必要的取樣,以便今后進行必要的分析與報告。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倒塌的大批學校,肯定有建筑質量問題。可是,有關政府在面對死亡孩子家長和社會公眾的質問時,表現了慣常的打太極的手法與身段。

  我希望,在救災從搶救災民生命轉入安置重建后,有責任官員辭職或被追究責任。孩子們的生命不能就這樣無聲地消失了。我們必須向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后代乃至世界民眾表明: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不是一個健忘的民族和政府。這個民族和這個政府,不是只在災難來臨時才是精誠亢奮的。這個國家的政治正在進步,在日常的制度建設中和工作中,就已經表現出一種認真,一種道義,一種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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