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關于“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建議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60 次 更新時間:2013-12-20 20:58:24

進入專題: 公民有序政治參與  

王霄 (進入專欄)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為落實這一要求,結合中國現實情況,提出如下建議:

    

   一、從指導思想上,要把公民能否有序政治參與看成是關系全面深化改革成敗的關鍵

   最近看到冼巖先生的一篇文章:《三中全會的歷史地位取決于整黨、反腐的成效》。他表達了一個擔憂:

   山東魯能、平安股份等侵吞國產的驚天大案表明,有著特殊背景和權力支撐的所謂“特殊利益集團”,早就將血盆大口對準了國企這一塊當今中國最大的肥肉,沒有三中全會《決定》,他們都敢于蠶食鯨吞,罪行被公開揭露后至今安然無恙,現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的有關條款,豈不是為他們“化公為私”的行徑鋪平了道路?……所謂“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人們將發現,那些效益好、潛力大、被稱為“暴利行業”的國企,參股、混股的都是背后有權力支撐的特殊企業,都是“自己人”,而且其中必然有很多此前名不見經傳者;即使政府為參股企業設定規模和知名度的門檻也沒有用,因為這些神通廣大的人可以先參股知名民企,然后再通過此跳板參股國企——沒有多少民企會拒絕這種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也一樣,好的項目當然是讓“自己人”參股,只有那些獲利空間不大、前景不明朗的項目,才會拿出來點綴。“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更是如此,在勞動者話語權極其低下的當下,有能力操縱變革過程的資本者和管理者,必然有辦法將大部分好處收歸己有。

   冼巖先生認為:“此次三中全會及其《決定》,既可能為未來中國發展插上一雙有力的翅膀,也可能將中國導入苦難深淵。”他正確地歸結道:“三中全會《決定》的好與壞,三中全會本身的優與劣,最終都將取決于執政黨有沒有能力管束權力、將《決定》的實施納入良性軌道。”

   上面這些話,我完全同意,但是后面,冼巖認為,中共中央通過反腐和黨內整風,已經取得了超出人們預期的進步,因此他對三中全會《決定》充滿期待。我就不那么樂觀,我認為,如果不能在政改、特別是不在擴大人民政治參與方面有較大的進步,《決定》的命運可能出現冼巖先生指出的不好的結局。

   毫無疑問,習先生、李先生和王先生為代表的中央領導人想真改革,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官僚集團中的大多數人不想真改革。那么問題就是:改革的領袖和龐大的官僚集團,誰能成功?

   這個問題在中國歷史上也多次出現。比如宋朝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都不缺銳意改革的皇帝,但反對改革的官僚集團和有重大缺陷的改革操作,最終讓改革失敗。到了明末,甚至崇禎皇帝有“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痛切之言。中國發展到今天,已經造就了一個龐大而強悍的官僚特權利益集團,不前進不倒退的狀態是最符合這個集團利益的。所有真正的深化改革舉措,都為他們反對。

   冼巖先生認為,通過中共黨內自上而下的反腐敗和整風,可以整飭這個官僚集團,強化中央的決策執行力,從而使《決定》所規劃的改革既不延誤,也不走樣。但是,歷史上似乎還沒有依靠內力而根治腐敗和長久提升并保持治理效率的先例。即使強大如毛澤東,努力如中共八九之后,也做不到。將深化改革的依靠點放到君明臣賢、官正風清上,不大靠得住。

   我的觀點是:必須穩步實施切實可行的政治改革,擴大國民的有序政治參與,形成中共開明領袖與國民的互動與合作,共同將權力關進籠子,才能保證現有的官僚集團在逐步矯正腐敗的同時,表現出落實《決定》的最低限度的行動力。

   這里最根本的,是不把國民基于憲法規定的政治權利而表現出的政治參與行動看作是敵對勢力而是認同為基本依靠力量,不把其合憲政治行為看作是破壞而是看作為建設。核心問題是我們的改革既需要民意的指導,也需要民意的支持;中國全面深化的改革不僅僅是中共黨內開明領袖的良知良行和艱苦奮斗,更是上下結合的歷史潮流。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權力運行和這一運行主體的官僚集團,必須受到黨規國法和國民意愿的雙重制約,以使其做到最大的規范。

    

   二、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有序”即規則,也需公民參與來制定

   我贊成“有序”,即制度化、規范化參與。但現在“有序”與否完全是官方規定的。比如網絡舉報,街頭舉牌,可能會因造謠傳謠、尋釁滋事而被法辦;自薦參選縣區人代,會被“合法”清除;公民聚會,會被清場。法案創制,官方一般會在網絡上征求意見,但你不能成立游說團體進行組織活動。

   我想,有序政治參與的規則制定也需公民參與,否則可能南轅北轍。

   前不久兩高關于打擊網絡謠言的司法解釋,即“500”次入罪,是一個很不好的范例。一是兩高司解實際上規定了一個新罪和刑責,超出了司法機關權限;二是此舉是為公安機關的違法行為背書,顛倒了它們與公安機關的監督與制約關系;三是這個司解完全沒有征求社會也就是公民的意見,是一個閉門造車的產物,違背了公民的基本意愿,侵害了公民的政治權利;四是它基本不具有可操作性,容易造成冤假錯案。

   在現實中,普遍的情況是,憲法雖然規定了公民的諸種政治權利,但是沒有進一步的法律來保障這種權利,于是在實踐中屢屢出現公權力對人權的侵害。現在《決定》提出要加大對人權的法律保障。很好。現在的問題一是要加快和完善人權保障的立法,二是在沒有正式的相關法律出臺前,要制定相關規則如司法解釋、黨政機關的法規和政策。但這兩種情況,都要有公民的政治參與來制訂。

   這里的指導思想是嚴格保障公民的政治權利和限制公權力,而不是賦予公權力對公民權利有更大的干涉和侵害權力。這正是保證憲法的權威和執行力度。

    

   三、在相關管制過程中,要寧寬勿嚴,寧縱勿枉

   現實和經驗告訴我們,要從立法上保障公民參與的政治權利,有時很困難。同時,現有法規存在嚴重侵害公民政治參與權利的諸多不合適規定,比如《集會游行法》規定公民集會游行必須政府批準,但卻沒有規定政府不能拒批的限制性條款。我可能有點孤陋寡聞,好像此法制定后,還沒有出現過經批準的集會游行。那么,此法實質就是一個《限制集會游行法》。

   網絡管理也是這樣。網絡言論當然需要規則,但是像兩高司解這樣的規則實在是讓人無語。同時,在公共場合公民的集會請愿,如果沒有發生實際上的擾亂公共秩序的后果,那么即使沒有經過審批(因為審批同意是不可能的),在執法過程中,為什么就不能從寬?司法機關不看公民這種集會請愿的內容(如要求官員財產公開和教育公平)是否合法合理,反而一口咬定是尋釁滋事,讓人匪夷所思。

   《決定》展現的是一種文明進步,而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卻處處看到文明的蒙羞。這樣一種背離和錯亂,不能繼續下去了。其實,正如前述,我們需要切實把人民當成是國家的主人,當成是全面深化改革和解決中國各種問題的建設力量。唯有擺正了這個基本關系,而不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才能有真正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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