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軻:創建發展一套健全的中國憲政理論

——強世功有關中國憲政形式主義與合法性問題的論述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758 次 更新時間:2014-03-25 16:06:44

進入專題: 黨國體制   一黨憲政國   形式主義   憲政主義  

白軻 (進入專欄)  

  
摘要:  憲政原本是一種建立國家的方法,但這個概念逐漸演變成為一種大眾民主和民意的表達形式,之后又以跨國憲政主義的形式邁向全球化。在諸多現代憲政體制中,基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一黨制度一直頗具爭議性。這篇文章將關注強世功對中國一黨憲政制度合理性及合法性的論述。本文同時還將探討強世功針對中國制度所提出的一種結合基本民主機制與中國共產黨代表性的一黨憲政體系。強世功的研究并沒有停留在有關合法性問題討論的階段上,他更關注的是中國憲政如何根據自身的邏輯實現長遠發展。中國憲政發展取決于如何處理公民教育以及黨與政府分權這兩個關鍵問題。中國憲政秩序的核心為其獨有的分權模式,即政府機構的行政權力(包括依法行政)與共產黨的政治權力(包括國家憲法規范)之間的區分。

   關鍵詞:  黨國體制;一黨憲政國;黨和國家的分權 形式主義;憲政主義

    

   一、問題的提出

   憲有顯示之義,所謂憲法,本為自我參照之工具。[1]憲法還有一個額外元素——它不加批判地描述了事物的意義。憲法也同時可以理解為一種特定的政治共同體組織方式,通過賦予社會其獨有的法律與慣例來勾畫出自身的認同感,將自己的社會組織方式與他者區別開來(Backer,2008a)。[2]更為重要的是,憲政曾經是一系列解決政治體制根基并賦予體制合法性的手段,但這套多元的政治工具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轉變(McIlwain,1947)。從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到21世紀新的全球化制度之崛起之間,舊制度被逐個推翻,國家體系經歷了革命性的轉變,現代國家體系又在21世紀受到全球化的沖擊。而憲法這一概念也遵循了國家體系的歷史演變,并陷入了兩個涉及法律與政治層面上的爭論。這兩個爭論,其中之一是跨國性的,基于國際上認可的慣例與準則來評判政權的合法性以及憲政制度的合理性(Henkin,1993)。另一個爭論主要發生在國家內部,是關于采取何種手段并有效利用這一手段去實現及實施合法的憲政理念。

   在當今國際政治層面上,憲政主義已與合法性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Raz,1998:169-173)。憲政成為一種衡量國家政權合法性的標準,政體本身以及其行政權力的行使都受制于國際憲政主義的評判(Backer,2008b)。這種憲政主義混淆了西方國家行政權(gubernaculum)與司法管轄權(jurisdiction)之間的傳統分界線(McIlwain,1947:86),[3]不過也引發了行政與司法機器之間的動態互動,這種互動可以廣義理解為法治(rule of law,Fallon,1997)。更重要的是,憲政可以讓國家從民眾中蛻變而來,將人民意志整合為象征政府與司法合法性的單一標志。于是,“憲政”一詞在國際社會中變成了“合法性”的代名詞,這種合法性主張國家主權歸人民所有,即政府服從人民的意志,并受制于法律(Backer,2008b)。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憲政旨在為一些基本的政治問題提供一套解決方法和具體結構,“從法律上限制權力的行駛,并賦予政府對其管轄范圍內民眾的完全政治責任”(McIlwain,1947:146)。由此而言,合法的國家與政府即為立憲政體,而合法的立憲政體可以在不受他國干涉的情況下自由行使其法定的權力,合法地消滅那些尋求推翻政府的反對勢力。

   我們當下正處于一個以國家機器及其運行的權力實質性框架的合法性來評判政權交替合法性的世界中(Backer,2009),憲政合法性問題也日益成為國內和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元素。在幾個政治文化背景相似的國家之間達成政權合法性的共識并不困難,因為它們在政權組織的基本原則上已經有著共同的意識形態。然而,同中求同則易,異中求同則難,政權合法性問題的棘手之處就是在截然不同的政體之間尋找一個用來分析政權合法性的公認標準(Backer, 2008c),例如用西方的標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21世紀初期的憲政基本構架合法性問題進行分析(Peerenboom,2002)。具體而言,中國的憲政制度并沒有效仿其他發達國家所采用的模式,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意識形態是基于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這一政治意識形態以特殊的國家—人民關系以及處理經濟政治權力的手段為特色。當然,在西方觀察者們近一個世紀的研究中,具有這些特點的該政治意識形態普遍被視為斯大林主義(或其他變種)式的反憲政主義。[4]從西方自身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看到一種通過模仿西方政治模式來獲得憲政體制的合法性的臆斷,而中西之間政治意識形態上的隔閡也往往被簡化為“非合法性”的標記。

   當然,在憲政合法性邊界這一議題之外,還有圍繞著“憲政實施”(co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所進行的更加龐雜的論述。以美國為例,很多有關憲政的論述都是基于美國憲政制度及其政府架構合法性是無懈可擊的這一假設之上(Fallon,2005)。這些圍繞美國憲政意識形態的論述通過結合更加切合時代背景的觀點而被整合成一套健全的憲法理論,并通過一系列方法,將社會規則與公理有效地部署和應用。但是在那些對自身憲政合法性仍存疑惑的國家中,這種富有建設性的憲政論述是非常有限的。憲政理論上的瓶頸關乎體制自身的穩定性。如果所有涉及憲政的討論都卡在體制合法性這一關節上,所有公共批評都演變為對基本政治秩序的批判,那么任何有關科學發展與強化憲政體系的討論都會變得極為困難。中國內部對憲政問題的討論從某種程度上陷入了這種尷尬的境地之中。

   新興的跨國憲政主義是以西方憲政組織的意識形態為最優憲政闡述模板的。作為一套建立在馬列主義基礎上憲政體系,中國憲政理論的科學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跨國憲政主義的沖擊(Clarke,1999)。在這個背景下,中國憲政制度中一切不足之處以及一切與西方模式相異之處往往被視為證明中國現行制度缺乏合法性和可行性的依據。不過這種學術現象也驅使中國學術界展開了有關中國憲政合法性以及有關如何更好地實施憲政體制的討論。[5]令人遺憾的是,西方學術界并不了解近期在中國內部關于憲政的活躍討論。一些學者通過引述西方學術觀點來批判現行憲政合法性或憲政實施(Yu,2009),另一些學者則在探尋關乎中國憲政合法性及可實施的理論途徑。[6]

   在中國法律學術界的近期討論中,來自北京大學的強世功教授的研究極具代表性。[7]強世功認為當前中國法學界關于憲政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劃分為兩個學派(Jiang,2013)。一個是注重法律形式主義的“司法立憲”學派(judicial constitutionalists),該學派主要以倡導西方憲政學說觀點為代表,傾向于西方式的多黨制,并認為中國的憲政將勢必朝著美國式憲政的方向發展。從正式的法律結構出發,這些主張“司法立憲”的學者們關注的是民主程序(democratic procedures),例如普選制度與立法程序。可以說當下的中國憲政學術界,持這一觀點的學者是主流。出現這一現象并不奇怪,因為不少中國當代的法律學者都在西方接受過教育,尤其是在美國。

   另一學派則是“政治立憲”學派(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ts),持有“政治立憲”視角的學者們試圖將憲政思想融入中國獨特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之中,他們認為中國憲政不僅僅是一個法律議題,更是一個政治議題。強世功對中國憲政的觀點顯然是傾向于這一學派的。包括強世功在內的“政治立憲”學者們對美國憲政模式的必然性與普遍性保持著質疑的態度。他們并不認為所有憲政政體都必須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政治模式中,同時也反對將美國憲政視為唯一合法憲政樣板的主張。這種質疑當然不是說美國憲政模式是非法的。在這個問題上,強世功特別強調了美國憲政模式對推進人類文明所做的無與倫比的貢獻。然而,人類的進步就意味著創新,而將中國簡單地歸化到西方政治文明中并不會帶來明顯的創新與進步。然而,歷史仍在被創造,政治文明制度的發展也不會止步于美國。中國面對的是漫漫長路,對于中國,為世界文明進步做貢獻的機會也還很多。中國完全可以通過創新為憲政制度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的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強世功堅信,中國在當代世界舞臺上的崛起不僅將開創一種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更會為推進整個人類文明的前進做出貢獻。事實上,中國已經開始在這方面做出了一些積極的貢獻——“北京共識”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Bennhold,2011)。

   中美兩國憲政的主旨都是為政體提供合法性,并且為建立一套服務人民的國家機器提供所需要的制度基礎與規范(傳統上用來衡量政體合法性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國家機器是否能夠有效服務人民)。在強世功看來,中美憲政主義的關鍵差異之處就在于中國的實質性憲政包含了黨國結合的制度。盡管中國的憲政體制誕生于特殊的政治社會背景之下,但其仍然具備憲政主義的普遍功能,即管理政治派別之間的競爭以及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在這些憲法共性之下,中國憲政唯一的特殊之處就在于中國是一黨制國家,而對于很多憲法學者而言,中國憲政這一獨特之處也是最難以接受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憲政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視為中國版本的“反多數難題”(counter-majoritarian difficulty)。[8]強世功試圖通過重新定位共產黨在中國憲政秩序中的地位與作用來解決這一憲政難題。在這一點上,最為關鍵的就在于不能將中共與西方的“政黨”概念混淆。這是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強調的是“家天下”的政治哲學,“天下”即“普天之下”,象征著一種普遍性(universality)。在中國古代,皇帝即“天子”,而“天子”這一符號超越了狹義上的派系利益或者民族利益。“天子”秉承天命治理天下,其代表著一種普遍性的政治功能。強世功認為共產黨的功能更接近“天子”而非一般政黨,因為共產黨并不是一個政治利益集團。這樣一來,共產黨必須履行其“天命”(Mandate of Heaven)而治天下,以公眾福祉為重,保持黨與民眾之間的聯系。也基于此,強世功得出結論即共產黨和中國歷史是構成中國憲政秩序的兩個核心元素。不過,強世功在關注歷史的同時可能忽略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所包含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元素,也因此過于狹隘地理解了共產黨在中國體制中的地位。當然瑕不掩瑜,強世功的創新性觀點無疑為探索中國憲政核心問題的道路提供了富有建設性的論述。

   強世功對中國憲政研究所做出的努力正契合了當下國際上有關憲政主義合法性的研究熱點,為中國奪取了在全球憲政討論中的話語權。強世功理論的獨特之處在于從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憲政體制中的角色這一議題入手——這是一個西方現在模式長期都無法解決的難題。他對這一問題的理解不僅揭示了中國獨立解決與發展憲政制度理論的可能性,還表明了中國憲政制度理論的自我局限:過于關注憲政合法性的問題而忽視了更為重要的問題,即如何妥當地實現憲法的理念、宗旨和制度建構的運行。

本文并非期寄于對強世功的學術著作進行完整的概述,也不準備全面評述強世功對憲政的研究,我之前已經對強世功的《中國憲法中的不成文憲法》一文做出初步的評論(Jiang,2010; Backer,2012a)。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進一步參與強世功對中國憲政問題的創新性思考,從而激發對中國憲政模式的嚴肅討論,并對中國憲政的科學發展提供一些看法。文章第二部分將剖析強世功有關憲政形式主義與合法性問題的論述。第三部分將討論強世功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基礎的看法,并思考公民教育與黨政分權在中國憲政建設中的核心作用。該部分將特別關注中國憲政框架下政府機構的行政司法權與黨組織的政治決策權的區分。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將對中國憲政的發展做一個初步的結論,即中國憲法的“革命變革”期已經結束,并開始轉向穩健發展的歷史道路。無獨有偶,美國憲政從獨立戰爭到南北戰爭之間也經歷了一段動蕩不定的發展階段,但美國最終仍然以制度創新者的身份走向穩定發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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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frank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213481.live),欄目:天益學術 > 法學 > 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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