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從北京人口失控談北京發展危機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023 次 更新時間:2005-08-12 00:04:26

進入專題: 北京  

王霄 (進入專欄)  

  

  2004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在京居住半年以上人口)1492.7萬人,比上年末增加36.3萬人,增長2.5%,增幅提高0.2個百分點。北京人口控制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繼年初北京“兩會”上市政協委員、人大教授張惟英提出控制進京人口后,近日市人大常委晏懋洵先生提出“可以考慮提高學歷水平或采取經濟手段等方式”控制進京人口。雖然以上兩位的意見遭到京外人士的猛烈抨擊,但得到了較多北京市民的響應,據2005年3月 “友邦顧問市場調查”機構的調查, 42.5%的北京人認為應該控制外來人口的數量,而表示應該積極接納的比例為32.1%,另外25.4%的人沒有明確表態。

  另據北京2004底新通過的規劃,到2020年,全市人口將達到1800萬人。顯然這個規劃和北京歷來的規劃一樣,是一個紙上談兵的東西。如果按照目前這個勢頭,到2010年,1800萬人就會突破。

  北京城市人口快速膨脹,帶來了一連串重大的問題,弄不好,會關系到北京是否遷都。因此,引起了國人的高度重視。

  

  一、中央國務院五次要求為什么控制不了北京人口?

  

  從1980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書記處,關于北京城市建設的方針和規劃曾經做過五次書面的指示和批復(不算這一次新規劃的批復),其中對北京城市人口有明確規定就有兩次,分別是1983年和1993年對北京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其中,1983年的批復具體要求到2000年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萬人左右,市區人口控制在400萬左右。1993年的批復中要求到2010年,北京市常住戶籍人口控制在1250萬人左右(其中市區控制在650萬人左右)。但是,這兩次的要求都被突破。2000年,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實際為1381.9萬人;2010年1250萬人的控制目標實際上在1998年就被突破(1300萬人)。而預計北京到2010年的常住人口為1550萬人。

  僅從人口控制來說,北京市歷來的規劃都是失敗的規劃。

  為什么失敗?

  最根本的原因,是北京城市定位發生了錯誤,或者說,是北京市的發展偏離了中央規定的目標。具體說,是北京不恰當地抓住經濟中心不放。

  控制北京人口僅是一個指標性的東西,關鍵是北京的城市定位。1980年4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關于首都建設方針的四項指示中提出,北京“不是一定要成為經濟中心”。198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對《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的批復中更是明確指出,北京是“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為落實這個北京的定位,中央提出兩大戰略調整措施:

  1.北京要“控制工業建設的規模,今后不再發展重工業”。1980年、1983年中央、國務院的意見和批復中明確提出這一點。1993年10月6日,國務院在對《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中重申:“北京不要再發展重工業,特別是不能再發展那些耗能多、用水多、占地多、運輸量大、污染擾民的工業。市區內現有的此類企業不得就地擴建,要加速環境整治和用地調整。”北京的經濟發展要“突出首都的特點,發揮首都的優勢,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和用地布局,促進高新技術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努力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

  2.從京津冀區域經濟與社會的整體發展考慮北京的產業和人口轉移。中共中央、國務院1983年批復中指出:“北京的經濟發展,應當同天津、唐山兩市,以及保定、廊坊、承德、張家口等地區的經濟發展綜合規劃、緊密合作、協調進行。”同時提出,要向全國輸送人才,支援各地建設。

  但是北京的兩次規劃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對“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出現了嚴重的錯位,在落實中央兩大戰略調整措施中,也出現了另搞一套的現象。

  首先是對北京的城市定位,北京市的一些領導同志是有不同看法的。北京社科院的高起祥先生在一次研討會上透露說:“在表面上,大家好象沒有什么不同看法,沒有人不贊成中央關于北京城市性質功能定位的指示。但在實際工作里頭,認識上和實踐 上,都有很大差距。首先對于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理解就不一樣。我在市委的會議上曾經講過,在認識上還有很大分歧,需要進一步統一思想,當時市委市政府的領導都驚訝了,問我哪一級的認識不一致,我說首先市委、市政府領導班子認識就不一致。因為有些領導同志直接講過這樣的話,咱們現在不叫經濟中心,但是咱們現在搞就搞不叫經濟中心的經濟中心,不叫金融中心的金融中心,不叫商業中心的商業中心。還有的認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還需要建設嗎?北京已經是了。只要黨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北京就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北京已經有了那么多高等院校,有了那么多科研機構,中央各部委的研究機構也都在北京,那么北京已經是文化中心了,就不需要建設了。因為存在著種種思想上、認識上的不一致,在實踐上,北京在很多方面的工作,沒有真正按照中央關于北京城市性質功能定位――全國的 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去建設和發展。”關于這一點,其實北京市的領導同志在公開的場合中,也多次遮遮掩掩地說出來了。比如1988年1月,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李錫銘在中共北京市第六次黨代會的報告中說,雖然“首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但“在我們的工作中,也必須牢固樹立發展生產力的觀點。”

  在這樣的認識下,中央國務院的兩大調整措施自然不能貫徹落實。從第一點“控制工業規模、不再發展重工業”上說,北京市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各種工業項目不加選擇、不加限制地紛紛上馬。北京原有的工業結構的調整,由于在相當長的階段只采取了加法而不是加減法并用(即主要是發展薄弱的產業,同時并未壓縮應當壓縮的產業),所以工業規模不但沒有控制住(北京工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一直在兩位數),而且重工業在繼續發展。如化工、冶金兩個行業在80年代末的凈產值、利潤還占到整個工業的40%左右。北京過去搞老三件――自行車、縫紉機、手表;老三件不行了,上新三件,上彩電,上冰箱,上洗衣機;新三件又不行了,新的經濟增長點確定為上汽車,上電子,上設備,上新型建村。到了90年代,北京更是積極地發展工業,興建了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和諸多的、不同等級的工業園區,后來又搞了“一區七園”的中關村科技園區,以優惠政策吸引國際大企業和國內企業入駐北京,而且成果顯著。僅從外資企業看,截止2002年11月,北京市累計注冊的外商投資企業已有9175家,投資總額455億美元,實際直接利用外商投資191.9億美元。其中,跨國公司在北京設立的投資性公司119家,地區總部20家,研發機構50多家,外商駐京辦事機構7976家,世界500強企業已累計有159家在京投資。據北京市外經貿委官員透露,北京的外國商社和代表處數量是全國最多的。而中國加入WTO后,外國商社和代表處更以平均每天兩家的速度加快進駐,外資企業日均批準登記注冊3家,獲得進出口經營權的進出口公司為日均兩家,世界500強企業僅在中關村設立的研發中心就迅速增加了20多家,投資額增加了一倍多。

  在積極發展工業和貿易的同時,北京大張旗鼓地爭建全國的甚至國際的“金融中心”。北京不但建設了“金融街”,而且在與上海的競爭中,保住了中國人民銀行和全國各大金融及保險機構總部所在地的龍頭老大地位。

  從第二點“與京津冀區域經濟與社會的整體發展考慮北京的產業和人口轉移”看,沒有很大的進展。京津冀產業同構化嚴重,你搞汽車,我也搞汽車;你搞化工,我也搞化工;你搞電子,我也搞電子。區域經濟發展“綜合規劃、緊密協作、協調發展”的目標沒有實現。北京一直不承認天津是華北經濟中心的地位,與天津爭項目、爭資金、爭市場。

  正是由于北京在經濟發展中鉚足了勁頭,所以,北京的經濟中心地位在這二十多年中不但未見削弱,反而得以強化。在整個區域經濟發展中,北京雖然也產生了相當的輻射作用,但極化效應即磁吸作用更加顯著。在這里特別要提到北京錯過了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一次轉移產業和人口的歷史機遇,即當時國家搞了四個經濟特區和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在京津冀地區,只有天津和秦皇島兩個對外開放城市,當時北京出現了史無前例的人口外移的趨勢,北京人第一次不再把北京戶口當回事,紛紛奔向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淘金。但是,這一次人口轉移很快就隨著北京鞏固自己的經濟中心地位的態勢的出現,以及全國當官的重新吃香而式微。

  終于,在這一風潮的推動下,北京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規模擴張,眾多郊區縣被改成轄區,城市像攤大餅一樣無約束地擴大,人口急劇增加,連續突破了1983年和1993年兩次制定的人口計劃,并且還在急速地膨脹中。有專家哀嘆:“現在北京首都的個性化失色了,首都的功能弱化了,道路擁擠、城市污染、郊區農民大量失地、古建筑被破壞的現象,都是史無前例的。北京市的盲目發展,給北京市和中央財政帶來了極大負擔,城市基礎建設跟不上工業和人口膨脹的需要,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幾乎成了北京市財政負擔的無底洞。在這種形勢下,導致北京市建成區、功能區過度集約,建城區的人口密度已經遠遠超過倫敦等國際大都市,城市中心向外低效蔓延的矛盾相當突出,北京市曾規劃建成14個衛星城的目標,未能實現。”

  

  二、北京人口失控的深層次分析

  

  北京人口的失控,當然與北京市領導人的失誤有關,但并不能僅僅歸咎于北京市領導的失誤。它背后有深刻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律和國家因素。

  1.北京工業發展是多種因素的共同推動。

  首先,北京已有的工業規模、格局有自我發展的沖動和能力。建國后,在把北京“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的改造中,完全是靠行政手段,創造了一個奇跡。到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統計的工業門類是164個,北京擁有的工業門類147個,占90%以上。而北京的工業產值占到了全國的1/30。北京在那時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經濟中心。依托這樣一個規模和格局,北京的工業發展有著相當良好的基礎和條件。

  其次,北京工業發展符合北京就業和財政的需求。北京從事工業生產的勞動力,占勞動力總數的40%以上。這個比例,遠遠高于上海、天津,當然,更高于發達國家的很多城市。發展工業不但可以解決新增勞動力就業的需求,而且轉移工業也會帶來原有勞動力重新就業的壓力。從財政上講,北京的工業為財政提供了巨大的貢獻。首鋼的停產或搬遷之所以遲遲不能定案,就是因為首鋼對北京財政及社會的綜合貢獻。曾經有北京市領導這樣評價:首鋼對北京的社會貢獻額每年為60億元,其中包括上繳財政收入20億元,支付工資及勞動保險費20億元,福利性支出、培訓及貸款利息等20億元。雖然我一時查不到首鋼的貢獻占北京市財政收入的份額,但僅從石景山區的情況來說,首鋼的增值稅、個人所得稅一部分留在石景山,就占了整個區財政的60%以上。做為一方領導,就業和稅收的考慮無可厚非。

  再次,北京工業發展也符合國家發展的目標。上世紀后二十年,正是中國要實現兩步走、奔小康的關鍵時期,北京工業占了全國工業總量的1/30,其份量至關重要。國家的發展需要北京的工業發展,北京工業發展支持了國家的目標。因此,就在中央和國務院眼皮底下,北京工業的發展并未引起他們的更多不安。而這種默認甚至是贊許(鄧小平先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視察首鋼時對其爭創“年產千萬噸鋼”的規劃就大為贊賞),成為北京工業發展和保持經濟中心的重要因素。

  2.國家的有關政策和某些部門的既得利益考慮鞏固了北京的經濟中心地位。

  從政策上說,最重要的就是 “分灶吃飯”的財政包干政策。從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實行的這一政策,在大大調動了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強化地方負責意識的同時,也強化了地方利益,其消極后果之一就是普遍出現的“地方封鎖”與“以鄰為壑”。不獨北京,所有地區在發展中都在打自己的經濟小算盤,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按照項目合理化和區域整體協調來考慮經濟發展問題,每個地方政府領導人的最終目的一是GDP掛帥的政績,二是包干體制下的財政收入。應當說,在財政包干政策下的北京領導人的行為有其合理性。

  從國家某些部門出于既得利益考慮而客觀鞏固了北京經濟中心地位看,這一點特別體現在北京的金融中心上。北京要建金融中心,就要把中國人民銀行和全國各大金融及保險機構總部留在北京,可這并不是北京自己能說了算的。但是,這些全國性的金融機構并不愿意從北京遷往上海,因此,不但保住了北京已有的金融格局,而且不斷有外國金融機構在北京設立地區總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 王霄 的專欄     進入專題: 北京  

本文責編:frank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213481.live),欄目:待整理目錄 > 良治研究
本文鏈接:http://www.213481.live/data/8115.html
文章來源:愛思想首發,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www.213481.live)。

0 推薦

在方框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多個郵件之間用半角逗號(,)分隔。

愛思想(aisixiang.com)網站為公益純學術網站,旨在推動學術繁榮、塑造社會精神。
凡本網首發及經作者授權但非首發的所有作品,版權歸作者本人所有。網絡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并保持完整,紙媒轉載請經本網或作者本人書面授權。
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愛思想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傳播,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若作者或版權人不愿被使用,請來函指出,本網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愛思想 京ICP備12007865號 京公網安備11010602120014號.
工業和信息化部備案管理系統
保本理财哪个高